Transplaywork

好雨处处落 
滴滴是正着 
我向落处去 
着处不是我

good rain falls everywhere
each drop falls right on that 
I’m going where I fall 
where I'm on is no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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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试读 Try Reading of Yi Ma

    我的作品是一本大书，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一样，除了我的记忆是在当时而不是事后在病床写就。由于早期出版商的反对，我不能在每部作品里使用相同的人名。《在路上》、《地下人》、《达摩流浪者》、《萨克斯医生》、《玛吉·卡萨迪》、《忧郁》、《孤独天使》、《科迪的幻想》和其它作品包括本书《大瑟尔》都仅仅是整本大书的章节，这本大书我叫它《杜鲁兹传奇》。当我年老的时候，我打算集合所有的作品，在其中重新插入人名统一的伟人祠，让长长的书架载满书籍，然后快乐地死去。在可怜的泰·吉恩（我）眼中，或者叫作杰克·杜鲁兹，从他的眼睛钥匙孔看出去的一个狂暴不安、愚蠢荒唐当然也柔情蜜意的世界，一切都构成一出巨大的喜剧。

                                                   

                                                                                                            ——杰克·凯鲁亚克

2

我们把我哥哥的家具放在车后，天黑出发，答应30小时之后回来——30小时内要南北来回跑一千英里。可那就是狄安想要的方式。这是一趟艰苦旅程，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汽车的加热器不工作，因此挡风玻璃结了雾和冰。狄安开着70迈的速度，同时还探出车外，用破布擦出一个小洞以便看路。“哈，圣洁的洞！”这辆哈得逊很宽敞，我们四个人坐在前排都绰绰有余。一条毯子盖着我们的膝盖。收音机也不工作。这是五天前刚买的新车，就已经坏了。还是一次性付款。我们往北开向华盛顿,行驶在301号公路上，那是一条笔直的双车道公路，车流不多。狄安说话，其他人都不说话。他手势狂野，有时为了说明一点倾斜着身子靠向我，有时双手脱离了方向盘，但汽车仍然箭一样笔直飞驰，没有一次偏离路中央的白线，这条展开的白线亲吻着车的左前轮胎。

促使狄安到这里来的是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情形，同样我跟他一起走也是没有理由的。在纽约的时候，我在上学，和一个叫露西尔的女孩谈恋爱，她是个漂亮的有蜂蜜色头发的意大利女孩，我真心实意想和她结婚。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一个我想与之结婚的女人。每每遇到一个女孩我都不能不对自己说，她会是怎么样的妻子呢？我跟狄安和玛丽露讲露西尔，玛丽露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想见见她。我们穿过了里奇蒙、华盛顿、巴尔的摩，驶上蜿蜒的乡村公路奔向费城并聊天。“我想找个女人结婚，”我对他们说，“这样我就能够安下心来跟她一起过日子直到我们变老。不能永远这样——这样疯疯癫癫、到处乱跑。我们得去找个地方，找个事做。”

“得了，伙计。”狄安说道，“我挖掘你好多年了——家、婚姻还有你灵魂里所有那些美好的东西。”这是一个悲伤的晚上。这也是一个欢快的晚上。在费城我们走进一家快餐店，用最后的饭钱买了汉堡包吃。掌柜——那时是凌晨三点——听到我们在说钱的事，便表示如果我们愿意到里面去洗盘子的话，他可以免费给我们汉堡包，外加更多咖啡，因为他的伙计还没来。我们立即答应。埃德·邓克尔说他是个洗盘子老手便将他的长胳膊伸进盘子间。狄安拿着毛巾四处忙乎着，玛丽露也是。最后他们就在锅碗瓢盆之间亲热起来，接着又退到餐具室的黑暗角落。掌柜对我和埃德干的洗盘子活儿很满意。15分钟后我们把活儿干完了。黎明时，我们急速穿行在新泽西，前方，大都市纽约的大云在多雪的远处升起来。狄安用一件毛衣裹着耳朵保暖，他说我们是来轰炸纽约的一帮阿拉伯人。我们嘶嘶穿过林肯隧道，驶向时代广场。玛丽露想看看那里。

“操！我希望能找到哈斯儿。大家眼睛放尖点，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我们急速走遍人行道。“好样的老伙计哈斯尔。哦，在得克萨斯你就该去见看看他。”

现在，狄安已经从旧金山走了四千英里，经亚利桑那到丹佛，四天以内的时间，无数的奇遇夹入这个三明治里，可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第二部分

1

过了一年多，我才再次见到狄安。那段时间我呆在家里，完成了我的小说，又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去了学校。1948年的圣诞节，姑妈和我带着许多礼物，去弗吉尼亚看望我哥哥。我一直给狄安写信，他说他又要去东部了。我告诉他，如果这样的话，从圣诞节到新年这期间，他可以来弗吉尼亚的泰斯特蒙特找我。一天，在泰斯特蒙特，我们所有的南方亲戚们正围坐在客厅里，瘦弱的男人和妇女眼睛里有古老的南方泥土。他们低声抱怨着天气、庄稼，还有像谁生了小孩、谁有了新房等等烦人的摘要重述。这时，一辆溅满了泥的49年哈得逊汽车在房前的泥路停下来。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是谁。一个疲惫的小伙子，肌肉发达，穿着破烂的T恤，没刮胡子，两眼红红，他走到门廊，按了门铃。我打开门突然认出是狄安。他从旧金山一路赶到弗吉尼亚我哥哥洛克家门口，路上花的时间短得不可思议。因为我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告诉了他我在哪里。我看见车里还睡着两个人。“我的天！狄安！车上是谁？”

“嘿，嘿，伙计，是玛丽露，还有埃德·邓克尔。我们得赶紧找地方洗洗，已经累得不是人了。”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啦？”

“啊，伙计，那辆哈得逊能跑！”

“你从哪儿搞到的？”

“我存钱买的。我一直在铁路上工作，一个月挣400美元。”

接下来的时间一片茫然。我的南方亲戚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狄安、玛丽露和埃德·邓克尔是谁干嘛的，只能呆呆地看着。我姑妈和哥哥洛克跑去厨房商量。这个南方小屋一共住了十一个人。不仅如此，而且我哥哥已经决定搬出去住，他一半的家具都搬走了。他和他的妻子小孩正要搬到离泰斯特蒙特城区近一些的地方。他们已经买了一套新的客厅家具，旧的那套要搬到帕特森我姑妈家里。但是还没决定怎么搬。狄安听到这事立即提出提供他的哈得逊服务。我和他可以快速跑两趟把家具运到帕特森，第二趟顺便把姑妈送回家，这能给我们省下许多钱和麻烦。大家一致同意。我嫂子做了一桌丰盛的食物，于是三个累垮了的旅行者坐下来开吃。玛丽露自丹佛起就没睡过。我觉得她现在看上去更成熟更漂亮。

我得知，从1947年秋天开始，狄安就同卡米尔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他找了一个铁路上的工作，挣了不少钱。他成了一个可爱小女孩的父亲，她名叫阿米·莫里亚蒂。后来一天，他在街上走时突然脑子进水。他看见一辆49年哈得逊汽车正在出售，便立即冲到银行取出全部存款，当场买下。埃德·邓克尔同他一起去的。现在他们破产了。狄安安抚卡米尔的担忧，告诉她他一个月后就回去。“我要去纽约把萨尔接回来。”卡米尔对此前景可不大开心。

    “你这是为什么呢？你干嘛要这么对我？”“没什么的，没什么的，亲爱的——啊——恩——萨尔求我去接他，我绝对有必要去——可我们不要再解释来解释去——我会告诉你为什么的……别吵了，听着，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他告诉了她为什么。当然，这没有任何意义。

大个子埃德·邓克尔也在铁路上工作。可他和狄安在一次大裁员中因为冒犯上司被解雇了。埃德遇到了一位名叫卡拉蒂的姑娘，她住在旧金山靠积蓄过日子。这两个没脑子的无赖想带她一起去东部，让她买单。埃德又是甜言蜜语哄骗，又是恳求，可她都不去，除非埃德跟她结婚。于是几天后，埃德·邓克尔同卡拉蒂闪电结婚。狄恩则为必要的文件四处奔波。圣诞节的前几天，他们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驶出旧金山，奔向洛杉矶和无雪的南方公路。他们在洛杉矶的一家旅行社拉了个海员上车，载了他一程,跟他要了15元的汽油费，那人要去印第安那州。他们还搭了一个妇女和她的白痴女儿到亚利桑那州，要了4元油钱。狄安让那白痴姑娘跟他一起坐在前面，挖掘她，就像他说：“一路上，伙计，她可真是个可爱迷人的小妖精。噢，我们聊天,我们聊大火和沙漠变成了天堂，还有她那只用西班牙语骂人的鹦鹉。”这些乘客下车后，他们继续开向塔克森。一路上，盖拉蒂·邓克尔，埃德的新老婆，不停地抱怨说她太累，想找个汽车旅馆睡觉。要是这样下去的话，还没到弗吉尼亚，他们就早把她的钱花光了。有两个晚上她强迫停车，汽车旅馆花掉几十美元。到了塔克森，她已经破产了。狄安和埃德在一家旅馆的大厅把她甩了，自己继续上路，带着那个海员，没有一点不安。

    埃德是个高个儿、镇静、没有头脑的家伙，他随时准备着去干狄安让他干的一切事情。那段时间，狄安正被伦理道德搞得烦躁不安。他开车穿过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时，心中突然爆发出一个渴望，再去看看他可爱迷人的第一个妻子玛丽露。她住在丹佛。于是他调转车头北上，不理会海员微弱的抗议，晚上就到了丹佛。他跑了很多地方，最后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玛丽露。他们疯狂做爱十小时。又一次决定了一切：他们要在一起。玛丽露是唯一一个狄安真正爱过的姑娘。一看到她的脸他就感到愧疚万分。昔日，他跪在她的膝盖恳求只为了获得她的欢心。她了解狄安。她抚摸着他的头发。她知道他疯狂。为了安抚那位海员，狄安给他安排了一个姑娘在酒吧上面的一个旅馆房间里，老台球帮们老在那个酒吧喝酒。但是海员拒绝了姑娘，事实上，他夜里步行离开，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他，显然他搭公车去印第安那了。

狄安、玛丽露和埃德·邓克尔沿科尔法克斯往东行驶来到堪萨斯平原。暴风雪突然来袭。在密苏里州的晚上，狄恩不得不开车时把他包着围巾的头伸到车窗外，戴着防雪眼镜，看起来就像一个僧侣在凝视雪的手稿，因为挡风玻璃上已经积了一英寸厚的冰。他想都不想就选择从他祖先的出生地经过。早晨，汽车在一个积盖了冰雪的小山刹车,颠簸着跌进了沟渠。一个农民主动来帮助他们。他们搭了一个人上车，碰到了烦心事，那人许诺说如果他们把他带到孟菲斯就给他们一美元。到了孟菲斯，他回家在房子里到处找一美元，还喝醉了，最后说他找不到。他们继续上路，穿过田纳西。刚才的事故让车子的轴承受损。狄安原来是开90迈，现在只好稳定控制在70迈，否则汽车非翻下山不可。他们于仲冬翻越了大烟山。到达我哥哥家门口时,他们已经三十小时没吃东西了——除了糖果和乳酪饼干。

他们狼吞虎咽。狄安他,手里拿着三明治，在唱机前弯腰站着、蹦蹦跳跳地听着疯狂的波普爵士唱片，那是我刚买的，名叫《猎取》（THE HUNT），是德克塞顿·戈登（Dexter Gordon）和华德尔·格雷（Wardell Gray）的疯狂吹奏，疯狂尖叫的听众给予了这张唱片极棒的狂热音量。南方亲戚们互相对望，不安地摇头。“萨尔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啊？”他们对我哥哥说。他也回答不出来。南方人一点也不喜欢疯狂，不喜欢狄安这样的。狄安毫不在乎他们，他的疯狂已经盛开成为一朵奇异的花，直到他、我、玛丽露和邓克尔离开要去兜兜这辆哈得逊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我们几个人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狄安紧握着方向盘，换成第二档，沉思一分钟，启动，突然像是决定了什么，接着在此决定的激发下，以全速马力将车发射上路。

“现在好了，孩子们。”他说，擦着鼻子，俯身感受这一非常时刻，从小格中抽出几支香烟，并前后摇晃，他一边做这些事一边开车。“现在我们该决定下周要做什么。至关紧要！至关紧要！啊咳！”他从一辆骡车旁绕过去，上面坐着一个老黑人，缓慢前行。“对！”狄安叫道，“对！挖掘他！现在，想想他的内心——我们停一会好好想想。”然后他放慢车速，让我们好回头看着这个老黑人呻吟向前。“嘿对，好好挖掘他，现在那脑子里装着想法，就算再失去条手臂我也想知道，爬上去弄清楚这个可怜的家伙关于今年的萝卜茵和火腿在想些什么。萨尔，你不知道这些。可我曾经在阿肯色州和一个农民住了整整一年，那时我十一岁。我得干可怕的杂活，有次我还得给一匹死马剥皮。从1943年的圣诞节后，我再也没去过阿肯色州。那是五年以前，那时本·卡温和我正被一个持枪的男人追赶，因为我们想偷他的车。我说这些是让你知道，我对南方是有发言权的。我已经搞清楚了——伙计，我的意思是，我挖掘过南方，我把它里里外外都摸透了——我还仔细看了你信上跟我提到的有关它的一切。噢是这样的，噢是的。”他说着，减速，完全停车，然后突然把车速跳回到70，俯在方向盘上。他直直地凝视前方。玛丽露安详地笑着。这是一个全新的完整的狄安，变得成熟了。我对自己说，我的上帝，他变了。每当他讲起他憎恨的东西，眼里就会冒出愤怒的火花；当他突然间开心起来时，又代之以喜悦的光芒；他每一块肌肉都在抽动着去生活或者上路。“噢，伙计，我要告诉你，”他捅我一拳，说道，“喂，伙计，我们非得找时间不可——卡罗怎么样了？我们都去看看卡罗，亲爱的，明天的第一件事。现在，玛丽露，我们去弄点面包和肉来做午饭去纽约的路上吃。你有多少钱，萨尔？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后座上，P太太的家具，那么我们都挤到前边来靠得近些，到去纽约的路上聊聊天。玛丽露，小甜心腿儿，你坐到我旁边来，然后是萨尔，埃德靠窗，大块头埃德来挡挡风，不然他干嘛这次穿长外套啊。接下来我们将向着甜蜜的生活进发，因为现在是时候，我们都知道是时候了！”他猛烈地搓着下巴，把车甩过来甩过去，超了三辆卡车，进入特斯塔蒙特市中心，一边观察四方，不动头就尽收眼球180度弧线内的一切。“磅”，他一下就找到停车的地方，停好车了。他跳出车，狂燥地挤进火车站，我们则温顺地跟随在后面。他买烟。他的举动变得绝对地疯狂，他看起来仿佛同时在做所有事情。头在摇晃，上、下、左、右；抽搐、有力的手；疾走，坐，盘腿，打开腿，站起来，搓手，擦擦遮纽盖，拉拉裤子，向上看，说“啊”，突然眯着眼睛四处看。从头到尾他都抓着我的肋骨，不停地说啊说啊说。

特斯塔蒙特非常地冷，还下起了不合季节的雪。狄安站在长而阴冷的与铁路平行的大道上，只穿了一件T恤和一条低裆裤，腰带是解开的，像是他正要脱掉似的。他过来把头伸进车里同玛丽露说话。他又退回去，在她面前摆动双手。“啊，是的，我知道！我了解你！我了解你，亲爱的！”他的笑声，癫狂。开始低结尾高，简直像是收音机里的疯子笑声，只是更快，更像是偷笑。然后，他又回复到正经腔。我们来市中心本来毫无目的，但狄安找到了目的，他让我们都忙活儿起来。玛丽露去食品店，我去买报纸看看天气预报，埃德买雪茄。狄安喜欢抽雪茄。他捧着报纸抽着雪茄说着话：“啊，华盛顿那伙我们神圣美国的漏水下巴们正在计划着更--多的麻烦——啊—咳！—噢——嘿哟！嘿哟！”他飞快蹦到一边去打望一个正从车站外经过的黑人姑娘，“挖掘她！”他站着说，手指弯曲地指过去，又傻笑着碰碰自己。“那个正点小黑妞太可爱了。啊！唔！”我们上车，又飞回我哥哥家。

    我在这个乡村度过了一个安详的圣诞，当我们回到那里，我看到那些圣诞树、礼物，闻着烤火鸡的气味，听着亲戚们的交谈时，我有了这种感觉。但是现在，那个小虫子又上我身了，小虫子名叫狄安·莫里亚蒂。我又要奔涌上路了。

注：本章节里的＂埃德＂与前章节中的＂埃迪＂为同一人．此为译者所做的一个修改．前面章节的＂埃迪＂待全书校对结束将全部改为＂埃德＂． 

14

    拂晓，汽车急速穿过亚利桑那沙漠——印第奥、布莱斯，萨洛米（汽车在这里跳舞），伟大干燥的路伸向南边的墨西哥山脉。接着我们转向北奔往亚利桑那山、弗兰格斯达夫和一些小山城。我有一本从好莱坞货摊上偷来的书，阿兰—傅尼耶（Alain-Fournier，法国小说家）的《大个子莫纳》（Le Grand Meaulnes），但现在我更愿意读读前行中的美国风光。它的每个隆起、上升和伸展都让我的渴望陷入迷惑。漆黑的晚上我们穿过新墨西哥，灰暗的黎明到达得克萨斯州的达尔哈特。阴冷的周日下午我们驶过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又一个的平坦城镇，黄昏到达堪萨斯。车子轰隆前行。十月，我在回家的路上。十月是所有人回家的时候。

     我们中午到达圣路易斯。我沿密西西比河走了走，看河上漂浮的来自北部蒙大拿的圆木——我们大陆之梦的巨大奥德赛圆木。古老的有旋涡花纹的蒸汽船被风雨旋涡和侵蚀，它停在泥里，成为老鼠的住地。下午的大云压在密西西比河谷上空。汽车那晚轰轰开过印第安那州的玉米地，月光照耀着堆积的鬼影似的玉米壳。万圣节快到了。我结识了一位姑娘，去印第安那波利斯的路上，我们靠在一起亲吻。她眼睛近视，下车吃饭的时候，我得牵着她的手走到柜台。她替我付了饭钱，我的三明治全吃完了。作为报答，我给她讲长长的故事。她来自华盛顿州，夏天在那儿摘苹果，她的家在纽约北部的一个农场。她邀请我去那里。我们约定在纽约的一个旅馆见面。她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下了车。我后来一直睡到匹兹堡。我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这样疲倦。我还要搭三百六十五英里路程的便车才能到纽约，兜里只有十美分。我走了五英里走出匹兹堡，搭了两次便车——一辆运苹果的卡车、一辆大拖车，来到哈里斯堡柔软的深秋雨夜。我不停赶路，我想回家。

    这是萨斯奎哈纳的幽灵之夜。这个幽灵是一个皱巴巴的小老头，背着小纸背包说他正赶往“加拿迪”。他走得很快，命令我跟着，并告诉我前面有座桥，我们可以过。他大约六十岁，不停地讲他吃过的很多餐，别人给他的煎饼上涂了多少黄油，多给了他多少片面包，老伙伴们怎样从马里兰州慈善之家的门廊给他打电话邀他去那儿度周末，他临走前怎样洗了个痛快热水澡；他怎样在弗吉尼亚的路边捡到一顶崭新的帽子现在正戴在他头上；他怎样闯进城里的每一个红十字会，把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证明给他们看；哈里斯堡的红十字会又是怎样地名不副实；他是怎样应付这个艰难世界的。但是在我看来，他是某种值得五分尊敬的流浪汉，徒步走遍了整个东部荒野，去红十字会或者有时在大街的角落乞讨十美分钱。我们是一起流浪的流浪汉。我们沿着悲哀的萨斯奎哈纳河走了七英里。一条可怕的河流。两边有灌木茂密的悬崖，倾斜着仿佛不知名的河流上多毛的幽灵。漆黑的夜晚遮盖了一切。有时河对面的铁路调车场亮起耀眼的红色车头灯把恐怖的悬崖照亮。小老头告诉我他的背包里有条不错的皮带，我们停下来让他拿出来。“我给自己买了条好皮带放在这里某个地方——在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买的。操，难道我把它忘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柜台上？”

    “你是说弗雷德里克。”

    “不，不，是弗雷德里克斯堡，在弗吉尼亚！”他总是在说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和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他走在公路上，前行车辆的牙齿缝里，好几次差点被撞上。我踏着沉重的步子走在沟渠里。我老在希望这可怜的小疯子飞向夜空，死去。我们没找到那座桥。我在一个铁路地下通道和他分手，因为走路出了太多汗，我换了件衬衫并穿上两件毛衣。公路旅馆的灯光照亮了我悲伤的努力。有一家人走过漆黑的马路，好奇我在干嘛。最奇怪的事情是，宾夕法尼亚这个土头土脑的小旅店里竟然有一个次中音萨克斯手吹奏很棒的布鲁斯。我听，我低吟。雨开始下大。一个男人把我载回哈里斯堡，告诉我我走错路了。我突然看到那个小流浪汉站在悲哀的路灯下，伸出他的大拇指——可怜的被抛弃的人，可怜的迷失的曾经的男孩，现在是赤贫荒野里的落魄幽灵。我跟司机讲他的故事，他把车停下对老头儿说：

    “听着，伙计，你在往西，不是往东。”

    “啊？”小幽灵说，“你不要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周围的路。我在这国家走了几年。我是要去加拿迪。”

    “可这不是到加拿大的路，是到芝加哥和匹兹堡的路。”小老头对我们厌烦，走了。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他晃动的白色小背包在悲哀阿利根尼的夜色之中慢慢消逝。

    我本来以为美国的荒野只在西部，直到这个萨斯奎哈纳的幽灵为我展示了不用的答案。不，东部也有荒野，它也是本·富兰克林在身为邮局局长时在牛车时代艰苦行进的荒野；它也是乔治·华盛顿如野牛般的印第安斗士时的荒野；也是丹尼尔·布纳在宾夕法尼亚的灯光下讲述故事并许诺要找到岬口时的荒野；也是布兰德福德修筑道路，大伙们在小木屋里对他欢呼鼓舞时的荒野。对于小老头来说，这里没有亚利桑那州的广阔，只有东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灌木茂密的荒野，只有乡间小路和黑柏油路在萨斯奎哈纳、蒙农加希拉、波托马克、门诺卡西这些悲凉河流之间蜿蜒。

    那晚在哈里斯堡，我只能在火车站的长凳上睡觉。黎明，站长把我赶出去。你的生命之初是不是可爱的孩子相信在父亲的屋檐下的一切？接下来你的信仰动摇，当你发现自己是那样不幸、悲惨、穷困、盲目和赤裸，你带着可憎的让人忧伤的幽灵面容颤栗走过梦魇般的生活。我踉踉跄跄走出车站，我已经没有了控制能力。我看见的早晨只是一种白色坟墓那种白色。我快饿死了。剩下的热量形式的东西就只有几个月前在内布拉斯加的谢尔顿买的止咳药丸了。我吮吸它们的糖分。我不知道如何乞讨。我靠仅存的一点力气刚好可以蹒跚着走出城镇。我明白如果我在哈里斯堡再呆一晚，一定会被抓起来。该死的城市！我接下来搭的车，是和一个瘦得皮包骨的憔悴男人，他相信有节制的饥饿有利健康。车子向东行驶，我告诉他我快饿死了，他说：“很好，很好，没有比这对你更好的了。我自己都三天没吃东西了。我会活到一百五十岁。”他是一包骨头、一个松散的玩偶、一根破棍子、一个疯子。我真该去搭肥胖的大富翁的车，他会说：“我们在这个馆子前停车去吃些猪排和豆子吧。”不，我不得不早上搭车走，跟相信有节制的饥饿对健康有好处的疯子一道。车开了一百英里，他才仁慈起来，从车后面拿出面包加黄油的三明治。它们被藏在他推销的商品的样品中间。他在宾夕法尼亚一带销售管子配件。我狼吞虎咽面包和黄油。突然间我笑了起来。现在只有我一人在车上，我在等他，他在阿伦堂打生意电话。我笑了又笑。上帝，我病了并厌倦生活。可这个疯子开车把我带回纽约。

    恍然间我发现自己在时代广场。我周游了美国八千英里后又回到了时代广场，同样也是交通高峰期，用我单纯无知的路眼看着纽约绝对的疯狂、怪异和荒谬，数百万人为争夺一美元挤来撞去，疯狂的梦想——抓住、占有、给予、叹息、死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埋葬在长岛市更远处可怕的墓地之城。这片土地的高塔——这片土地的另一端，纸美国的诞生之地。我站在地铁的人口处，试着鼓起胆量去捡起一根漂亮又长的烟蒂，但每次弯腰时，强大的人流涌过让它淹没在我的视野中，最后它被压碎。我没钱坐公车回家，帕特森离时代广场还有几英里路。你能否想像我徒步走完这最后几英里，穿过林肯隧道或者走过华盛顿大桥进入新泽西？已经是黄昏了。哈斯尔在哪儿？我在广场上搜寻哈斯尔。他不在那里，他在赖克斯岛，监牢里。狄恩在哪儿？大伙儿都在哪儿？生活在哪儿？我有家可归，那里我可以躺下我的头，想想我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知道它也在那里在某处。我不得不去讨两个子儿坐车。我最后跑到站在墙角处的一个希腊神父面前，他紧张地把脸转开给了我钱。我立刻冲向公车。

    回到家，我把冰盒里所有的东西吃得精光。姑妈起床来看着我。“我可怜的萨尔瓦托，”她用意大利语说，“你瘦了，你瘦了，这些日子你在哪里啊？”我穿着两件衬衣和两件毛衣，帆布包里面是破了的摘棉花裤和我的条带鞋残骸。姑妈和我决定用我从加州寄给她的钱买一个新电冰箱，这是家里买的第一个电冰箱。她去睡了。夜很深了我还睡不着，只是躺在床上抽烟。我那写了一半的手稿在桌上。现在是十月，回家，再次工作。入冬的第一阵冷风吹打着窗户玻璃，我及时到家了。狄安曾来过我的住处，在这里睡了几天，等我。他下午跟姑妈聊天，姑妈一边用家里多年保存的旧衣服的碎布织一个大地毯，现在它已经织好并铺在我卧室的地板上，繁杂又丰富，正如时间通道本身。然后狄安离开，就在我到家两天以前。他赶往旧金山，或许在宾夕法尼亚或者俄亥俄某处与我的路线交汇。他在那儿有他自己的生活，卡米尔刚刚找了个公寓。我在米尔城时从没想过去看她。现在已经太晚了而且我也曾非常想念狄安。

特丽和庞佐出来了，我们喋喋不休地说话开着旧卡车去找瑞奇。瑞奇现在和庞佐的女人比格·罗丝住在一起。我们在破旧的小街鸣喇叭，比格·罗丝把他给甩了出来。一切都砸了。那晚我们睡在卡车上，特丽紧紧地抱住我，这是当然，叫我不要离开。她说她可以去摘葡萄挣钱养活我们俩，同时我可以住在她家路上一个叫农民赫芬尔格的仓库里，什么都不干，只是整天坐在草地上吃葡萄。“你喜欢吗？”

早晨他的堂兄弟们开着另一辆卡车来接我们。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村子里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都知道我和特丽的事，这一定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浪漫话题。她的堂兄们都十分有礼貌，可以说有魅力。我站在卡车上，微笑着开玩笑，聊着战争期间都在哪里干些什么。她有五个堂兄弟，人都不错。他们像是特丽家的人，不像她哥哥瑞奇那样瞎折腾。但我却喜欢那个粗犷的瑞奇，他发誓一定要来纽约找我。我想像着他在纽约的情景，把什么事都拖到manana。那天他在田间不知什么地方喝醉了。

我在十字路口下车，堂兄弟们开车送特丽回家。他们在门前给我暗示，父母都不在家，他们外出摘葡萄去了，所以我下午能待在她家。她家的棚屋有四间房，我想像不出他们一大家人是怎么住下的。苍蝇在水槽上飞。没有遮挡的东西，就像歌里唱的：“窗户，她破了，雨，她进来了。”现在特丽到家了，在锅碗瓢盆之间转悠。她的两个妹妹对我咯咯笑。小孩儿们在路上尖叫。

当太阳在我的河谷最后一个下午穿过乌云变红，特丽带我去农民赫芬尔格的仓库。农民赫芬尔格这条路上有一个兴隆的农场。我们把板条箱拼到一起，她从家里拿来毯子，一切就安顿好了，除了有只巨大多毛的狼蛛潜伏在尖细的屋顶。特丽说只要我不去惹它，它是不会伤害我的。我平躺下来盯着它看。我去了墓地，爬上一棵树，在树上唱起了《蓝天》。特丽和强尼坐在草地上，我们一起享用葡萄。在加州，你吸吮完葡萄汁便把皮吐了，真是一种奢侈。夜幕降临，特丽回家去吃晚饭，九点，她带着美味的玉米圆饼和豆沙来到仓库。我在仓库的水泥地上用木头生了一堆火照明。我们在板条箱上做爱。之后特丽起身赶回棚屋。她父亲对她大吼大叫，我在仓库都能听见。她给我留了一个披肩保暖，我把它披在肩上，悄悄躲进月光照耀下的葡萄园，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溜到一排葡萄架的尽头，跪在温暖的泥土上。她的五个兄弟正唱着曲调优美的西班牙语歌。星星在小屋顶上盘旋，烟从火炉上的烟囱探出头去。我闻到豆沙和辣椒的气味。老头子在大发牢骚，兄弟们继续唱约德尔(真假嗓音交替的演唱方式)，母亲沉默，强尼和其他小孩在卧室里咯咯大笑。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家庭。我躲在葡萄园，挖掘这一切。我感到自己像张百万美元大钞，在疯狂的美国夜晚历险。

特丽出来，砰一声在背后把门关上。漆黑的路上我去和她说话。“怎么啦？”

“哦，我们总是吵架。他让我明天就开始干活。他说他不想我到处鬼混。萨尔，我想跟你一起去纽约。”

“但是怎么去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会想你的。我爱你。”

“但是我一定得走。”

“是，是，我们再在一起睡一夜，然后你就走。”我们回到了仓库，在狼蛛下做爱。狼蛛现在在干嘛呢？我们在板条箱上睡了一会儿，火渐渐熄灭。她半夜回家。他父亲喝醉了，我能听到他的咆哮，然后一片寂静似乎他睡着了。星星笼罩着这个沉睡的乡村。

早晨，农民赫芬尔格从马棚门里探出脑袋，说：“怎么样，小伙子？”

“很好。希望我在这儿没打扰您。”

“当然没有。你迷上了那个墨西哥小荡妇？”

“她是个好姑娘。”

“还很漂亮。我想公牛都跳出栏了。她有一双蓝眼睛。”我们又谈起了他的农场。

特丽给我送来早饭，我已经把帆布包收拾好，作好了准备去纽约，只要在萨比纳尔收到姑妈寄来的钱。我想钱已经到了正等着我去取。我告诉特丽我要走了，她已经想这事儿想了一夜，只有听天由命。她在葡萄园里淡淡地吻我，便沿着田埂离去。大约走了十几步，我们都转过头去，最后一次相互对望，因为爱情是场决斗。

“纽约见，特丽，”我说。她该一个月后与她哥哥一起开车去纽约，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她办不到。走了一百英尺时，我又回头去看她，她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手端着我的早餐盘子。我低下头看着她。噢，缺少父爱，我又上路了。

我沿公路向萨比纳尔走去，吃核桃树上的黑核桃。接着我走南太平洋铁路，在轨道上保持平衡前行。我经过一个水塔和一个工厂。一些事在此结束。我来到铁路邮局取从纽约寄来的汇款单，却关门了。我咒骂着坐在台阶上等。票据员回来邀我进去。钱已寄到。姑妈又一次救了我这个懒虫。“明年谁会夺得世界棒球联赛冠军？”面容憔悴的老票据员问我。我突然意识到现在已是秋天，我正在回纽约。

我沿着铁路走在峡谷漫长忧伤的十月光线中，希望能遇上一辆顺路的南太平洋铁路货车，这样我就可以加入吃葡萄的流浪汉队伍，和他们一起读读那些乐子。可车没来。我走下铁路走上公路，立刻就搭上了一辆车。这是我一生最快、最拉风的搭车经历。司机是加利福尼亚一个牛仔乐队的小提琴手。他这辆新车每小时行驶八十英里。“我开车的时候不喝酒。”他说着递给我一品脱。我喝了一口又给他一口。“真来劲。”他说着，也喝了起来。从萨比纳尔到洛杉矶约二百五十英里的路程，我们只花了刚好四个小时，真不可思议。他让我在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前面下车。我跑进去，刚好赶上取回我那个被拒绝的电影脚本。接着我买了去匹兹堡的车票，我没有足够的钱买直达纽约的票。我到了匹兹堡再来操心这事儿。

汽车十点才开，我有四个小时独自挖掘好莱坞。首先，我买了一条面包和一些意大利香肠，为自己做了十个三明治路上吃。剩下一美元。我坐在好莱坞停车场后的矮水泥墙上做三明治。努力完成这个荒唐工作的时候，好莱坞一场首映式强大的溢光灯刺破天空，西海岸嗡嗡的天空。我周围尽是这个疯狂黄金海岸城市的噪音。这就是我的好莱坞生涯——这就是我在好莱坞的最后一晚，在停车场的厕所后面往膝盖上洒芥末。

 

       

“你住哪儿啊，庞佐？”我问。

“没地方住，伙计。我本来住在比格·罗丝那儿，可她昨晚把我给赶出来了。我把卡车开过来，就在卡车里睡。”

吉他清脆的声音传来。我和特丽凝望着星空并亲吻。“Manana”她说，“明天一切都会好的，你说呢，亲爱的萨尔，伙计？”

“当然，宝贝，manana。”永远都是manana。因为接下来的一周我就只听到它——manana，一个美好的词，大概意味着天堂吧。

小强尼跳上床，衣服也没脱，就睡了；沙子从他的鞋里撒落出来，玛德拉街的沙子。特丽和我半夜起床，把床单上的沙子拂去。早晨我起床，洗漱，然后在这附近转了转。我们在离萨比纳尔五英里远的棉花地和葡萄园。这片营地的主人是一个高大的胖女人。我问她有没有空的帐篷。最便宜的帐篷空着，一美元一天。我拖出一美元，搬了进去。有一张床，一个炉子，还有一面裂开的镜子挂在杆子上，这让人开心。我得躬着身子进去，我进去时，那里面有我的宝贝和我宝贝的小男孩。我们等着瑞奇和庞佐开卡车过来。他们带着啤酒来的，开始在帐篷里喝起来。

“肥料的事怎么样了？”

“太晚了今天。明天，伙计，我们挣好多钱。今天我们喝点儿啤酒。你觉得呢，啤酒？”我没有必要非得催他。“丢这样—丢这样！”瑞奇大嚷着。我开始发觉我们靠肥料卡车赚钱的想法永远都不会实现。卡车停在帐棚外面，闻起来和庞佐一样。

那晚，特丽和我在有露水的帐篷里甜蜜的夜晚空气中上床睡觉。我正准备睡觉时，她说：“你想要爱我吗，现在？”我说：“强尼怎么办？”

“没关系，他睡着了。”可强尼并没睡着，他什么都没说。

那两小子第二天开着肥料车来，又开去找威士忌。他们回来后在帐棚里尽情畅饮。那天晚上，庞佐说太冷便睡在我们帐棚的地上，身上裹着一张牛粪味的大防水油布。特丽讨厌他，她说他缠着她哥哥是为了接近她。

什么都不会发生，除了特丽和我会挨饿。于是早上我在村子里到处转，寻找摘棉花的活儿。所有人都叫我到公路对面的农场看看。我去了，那里有个农民和他女人在厨房。他走出来，听我讲了事情经过后，他提醒我说摘一百磅棉花他只付三美元。我心想自己每天至少可以摘三百磅，便接了那个活儿。他从仓库里拖出一些长长的帆布袋，告诉我天一亮就开始采摘。我飞快往向奔向特丽，满心欢喜。途中一辆运葡萄的车开上一段隆起的路，大串大串的葡萄掉在炙热的柏油路上。我捡起来带回家。特丽很开心。“我和强尼跟你一起去，帮你摘。”

“哼！”我说，“小意思！”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摘棉花可是件苦差事。我去给你做示范。”

我们吃着葡萄，到了晚上，瑞奇出现，带着一条面包和一磅汉堡包，我们搞了一次野餐。我们旁边有个大一些的帐棚里面住着一大家流动摘棉花的工人。老祖父整天坐在椅子上，他年纪太大了干不了活。他的儿子、女儿还有他们的孩子每天黎明时列队穿过公路来到我工作的那个农场干活。第二天黎明，我跟他们一起去。他们说黎明时的棉花比较沉因为有露水，比下午干活挣的钱多。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干一整天的活，从拂晓到太阳下山。老祖父来自内布拉斯加，来时正值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与我的蒙大拿牛仔朋友告诉我的晦暗经历一样—和全家人一起开着破卡车来到这里。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在加州。他们热爱劳动。在这十年里，老头的儿子将他小孩儿的数量增加到四个，现在有的已经够年龄摘棉花了。同时他们的生活也在改善，从被残酷压榨贫穷不堪到令人开心地体面地住上好一些的帐篷，这就够了。他们为他们的帐篷感到非常自豪。

“有没有再回内布拉斯加？”

“切，没有什么值得回去的。我们想的是买一辆拖车。”

我们弯下腰开始摘棉花。这里很美，田那边是帐篷区，再远一点是干枯的褐色棉花地，延伸到视野之外，到有小溪的褐色丘陵，再到清晨蓝色上空山顶覆盖着白雪的西尔勒山脉。这比在南大街洗盘子好多了。可我对摘棉花一窍不通，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那白球从绽开的底部剥离下来，而别人只要轻轻一弹。而且，我的指尖流血了。我需要手套，或者更多经验。地里还有一对黑人夫妇，他们摘棉花有上帝赐予的耐心，就像祖父们内战前在亚拉巴马身体力行的那样。他们沿着田垄移动，弯着腰，深色的神情，一会儿袋子里的棉花就增加了。我的背开始痛。不过，跪下来藏在地里的感觉简直太美了。要是我想休息我就休息，脸贴在湿润的褐色泥土枕头上，有鸟儿给我伴奏，我想我已经找到了我这辈子的工作。炎热困倦的中午，特丽和强尼挥着手穿过田野走来，和我一起努力地干活。真见鬼，小强尼怎么比我摘得快！——当然，特丽的速度是我的两倍。他们在我前面摘，留下一堆堆洁白的棉花给我装进袋子--特丽摘的那堆是娴熟工样的，强尼摘的那堆是小孩样的。我郁闷地把它们塞进袋子。我真是个老头子，连自己都养不活，更管不了他们。他们整个下午都跟我在一起。红红的落日下我们一起跋涉回家。在田的一头，我把背着的卸在天平上，有五十磅，我挣了一元五角钱。然后我跟一个流动工小伙子借了辆自行车，沿99号公路骑到交叉路口的一个百货店，买了些熟意大利面罐头和肉丸子罐头、面包、黄油、咖啡，还有蛋糕，把这些东西挂在车把手上骑回来。往洛城的车辆轰轰迎面驶来；往旧金山的车辆扰乱我的路径。我一遍又一遍地发誓。我仰望深色的天空，祈求上帝赐于我更好的一次空闲更好的一次机会让我能为自己心爱的那些渺小人儿做些什么。回去的路上没有人理睬我。猛然间我更加明白，是特丽挽回了我的灵魂。在帐篷的炉子上，她把食物弄热，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顿饭，我太饿太累了。我叹着气像个摘棉花的黑人老头子，上床躺着抽根烟。这个凉爽的晚上狗在叫。瑞奇和庞佐不再晚上拜访。我对此很满意。特丽蜷缩在我身旁，强尼坐在我怀里，他们在我的笔记本上画动物。我们帐棚里的灯光在这个可怕的平原燃烧。牛仔音乐的琴弦在公路旅店拨响，它越过田野，全然悲伤。我一切都好。我亲吻我的宝贝，然后我们熄灯。

早晨，露水让帐篷陷了下来。我起床，带着毛巾和牙刷去汽车旅馆的公共卫生间洗漱；然后回来，穿上裤子。裤子昨天跪在棉花地里时弄破了，晚上又被特丽缝好。再戴上我的破草帽，那本来是强尼的玩具帽子，然后背着帆布袋穿过公路。

我每天挣一元五左右，这仅够我晚上骑自行车去买日用品。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完全忘记了东部，忘记了狄安和卡罗，以及残酷旅途。强尼和我总是在玩，他喜欢我把他抛到空中再落到床上。特丽坐着补衣服。我成为了一名农夫，确切地说，在帕特森时我曾这样梦想过。有传言说特丽的丈夫回到了沙比纳并找我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等他来。有天晚上，流动工人们在汽车旅馆里发疯，他们把一个人捆在树上，用棍子把他打成了肉泥。那时我在睡觉，是听别人说的。从那以后我扛了根大棒子放在帐篷里，以防他们某天心血来潮认为我们墨西哥人搞坏了他们的拖车营。他们以为我是墨西哥人，毫不奇怪，而且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是。

现在已经是十月，晚上冷了许多。隔壁流动工人家有火炉过冬。我们什么也没有，而且房租也快到期了。特丽和我痛苦地决定离开。“你回家去吧，”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不能总带着强尼这样的小孩儿在帐篷游荡吧，这可怜的小东西冷坏了。”特丽哭了，因为我在责备她的母性本能。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当庞佐开着卡车过来时，我们决定去她家看看情况。但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得躲在葡萄园里。我们开车去沙比纳，车坏了，同时下起了大雨。我们坐在破车里咒骂。庞佐出去冒雨修车。不管怎样他是个好伙计。我俩互相许诺要好好喝上一次。下车后，我们去了萨比纳尔墨西哥街的一个破旧的酒吧，喝了一个小时。我在棉花地的活儿已经干完了。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在呼唤我、拉我回去。我给姑妈寄了张一美分的明信片，又向她要五十美元。

我们开车去特丽家的棚屋。它位于葡萄园之间的一条老街。我们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把我留在离她家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然后向门口驶去。灯光从门里倾泻出来。特丽的其他六个兄弟正在里面弹吉他唱歌，老头子在喝酒。我听到歌声之上的喊叫声和争吵声。他们骂她婊子因为她离开她一无是处的丈夫去了洛杉矶，把孩子留给他们。老头子大叫大嚷。可那位忧伤的胖胖的褐色皮肤的母亲嗓门更大，仿佛在世界上伟大的农民之中她总是这样，最后特丽被准许回家住。她的兄弟们又唱起了欢乐的歌，快节奏的。我缩在有雨的冷风中看着从十月河谷的葡萄园经过的一切。我的脑子里响彻比莉·霍里黛（Billie Holiday，四五十年代爵士女歌手）唱出的那首伟大的歌《爱人》；灌木丛里我举行了自己的音乐会。“某日我们将重逢，你擦干我所有的眼泪，在我耳边甜言蜜语，拥抱亲吻，哦, 我们一直在思念什么啊，爱人，哦, 你在何方……”歌词比不上它美妙和谐的曲调和比莉的演唱，就像一个女人在轻柔的灯光下抚摸她爱人的头发。风在呼啸。我冷极了。

 

    她敏锐的鼻子嗅到那种气氛便从里面穿出来。我们一起在黑暗中沿高速公路的沟渠徘徊。包我背着。寒夜中我们呼吸着雾气。我终于决定跟她再躲开世界一晚上，早晨到时再说。我们去了家汽车旅馆，花大约四美元要了一个舒适的小套间--淋浴、毛巾、墙式收音机，等等。我们紧紧抱着。我们认真长谈，接着洗澡，接着开着灯商量事情，后来又关上灯商量。一些事已经得到证实，我让她相信一些东西，她接受了。黑暗中我们屏住呼吸作了约定，之后很开心,像两只小羊羔。

    早晨，我们开始大胆实行新计划。我们将乘车去贝克斯菲尔德干摘葡萄的活儿。先这样干上几个星期，然后再以一种恰当的方式-乘车去纽约。那是个极好的下午，与特丽一道乘车去贝克斯菲尔德：我们坐在后面，很放松,说着话，看乡村掠过，没有一点担忧。我们黄昏到达贝克斯菲尔德。我们的计划是去找城里的每个水果批发商。特丽说干活期间我们可以睡帐篷。住帐篷和在加利福利亚凉爽的早晨摘葡萄，这想法正合我意。可我们还没找到活儿，而且很迷惑，因为每个人都给了我们数不清的建议，却没有具体的工作。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去吃了顿中国菜，补充过体力又出发了。我们穿过南太平洋铁路来到墨西哥街，特丽和她的同胞们叽叽喳喳地说话，找活干。已经到了晚上，小小的墨西哥街成了一个光亮燃烧的灯泡：电影院门口的顶棚、水果摊、投币游戏厅、五分十分店，以及几百辆破旧的卡车和溅满泥的小车,停放于此。以摘水果为生的墨西哥家庭全家人吃着爆玉米花在街上闲逛。特丽去和每个人说话。我开始绝望。现在我需要的——也是特丽需要的——是喝点酒，于是我们花35美分买了一夸脱加利福尼亚波特酒,然后拿到铁路调度场去喝。我找到了一个地方，曾有流浪汉在在那儿把板条箱摆起来好坐着烤火。我们坐那儿喝酒，左边是货车箱，在月光下带着忧伤和被煤烟熏黑的红色；正前方的灯光恰好是贝克斯费尔德机场指路的火棍；右边是一个巨大的铝制活动仓库。啊，美好的晚上，温暖的晚上，喝酒的晚上，月光的晚上，在这个晚上抱着你的姑娘、聊天、发泄然后飘飘欲仙。我们就是这样干的。她这个小傻瓜喝着酒，一点不输给我，跟我传着酒瓶，这样一直聊到半夜。我们从未从板条箱移开过。时不时有流浪汉经过，墨西哥母亲带着孩子经过，巡逻车开过，警察下车撒尿，可大部分时候都只有我们俩，我们的灵魂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地交织，直到难分难舍。午夜，我们起身，迷茫地向公路走去。

    特丽有了一个新想法。我们可以搭便车去萨比纳，她的家乡，住在她哥哥的车库里。我无所谓。来到公路上，我让特丽坐在我的背包上，让她看上去像个不幸的女人，不久就有辆卡车停下来，我们跑过去，开心地咯咯笑。司机人不错，车破了点儿。他开动车爬上山谷。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萨比纳，天还没亮。特丽睡觉的时候，我把酒喝光了，飘飘忽忽，不多不少。我们下了车，漫步在这个加州小城安静闲适、绿树成荫的广场——南太平洋铁路的一个口哨车站。我们去找她哥哥的朋友，他知道他的住处。她哥哥家没人。破晓，我平躺在城镇广场的草坪上，一遍又一遍地说：“你不说他在维德（加州地名）干嘛，是吗？他会在维德干嘛呢？你不说，是吗？他会在维德干嘛呢？”这是电影《鼠与人》中伯吉斯·梅里迪斯对牧场主说的话。特丽咯咯大笑起来。无论我做什么她都开心。我可以一直躺在那里做那样的事儿直到女士们出门去教堂，她是不会在意的。可最后我决定我们最好马上找地方休整一下，因为要见她哥哥，于是我带着她来到铁路边的一家老旅馆，舒舒服服睡了一觉。

    阳光明媚的早晨，特丽早早起床去找她哥哥。我一直睡到中午。我向窗外望去，突然间我看见一辆南太平洋铁路货车经过，平台上躺着几百个流浪汉，他们兴高采烈，背包当枕头，鼻子前面是滑稽的报纸，有的还大嚼着从铁路侧线上捡来的优质加州葡萄。“靠！”我大叫起来。“嗬！这就是乐土。”他们都来自旧金山，一周后还将以这样的盛大阵容回去。

    特丽回来了，带着她哥哥、她哥哥的朋友以及她的儿子。她哥哥是个豪放的墨西哥汉子，热衷喝酒，是个挺棒的小伙子。他朋友是个肌肉松弛的大块头墨西哥人，说英语不怎么带口音，话很多嗓门大，太急于讨好别人。我看得出他对特丽有意思。特丽的小儿子叫强尼，七岁，黑眼睛，非常可爱。好了，现在人到齐了，又一个疯狂的一天开始。

    她哥哥名叫瑞奇，有一辆38年的雪佛莱车。我们挤进车出发，不知道去哪里。“我们去哪儿？”我问。那伙计做了回答——他叫庞佐，大伙儿都这么叫他。他很臭。我后来找到了原因，他做的生意是卖肥料给农民，他有辆卡车。瑞奇口袋里总是揣着三四美元，对所有事都相当乐观。他总是说：“对，伙计，就这样-丢这样，丢这样！”于是他就这样上路了。他把那辆旧车开到每小时七十英里，穿过弗雷斯诺我们向玛德拉开去，去跟农民谈肥料的事儿。

    瑞奇有瓶酒。“今天我们喝酒，明天我们干活。丢这样，伙计——来一口！”特丽和她儿子坐在后面。我回头看她，她的脸上洋溢着回家的喜悦。加州十月迷人的绿色乡村在眼前飞速展开。我又精力充沛，踌躇满志了。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伙计？”

    “我们去找个周围摆着肥料的农民。明天再开车来运走。伙计，我们会赚很多钱。一点儿都别担心。”

    “我们大家是在一起的！”庞佐大声说道。我发现的确如此——不管去哪里，都是大伙一起。我们飞驰在弗雷斯诺疯狂的街道，开上山谷，来到小路旁的农民跟前。庞佐下车去跟一些墨西哥老农民进行了不清不楚的交谈。当然，结果一无所获。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酒！”瑞奇嚷着，于是我们离开去了十字路口的一个小酒吧。美国人周日下午总是在十字路口的小酒吧喝酒。他们带着孩子，喝酒时七嘴八舌、吵吵闹闹。一切都好。夜幕降临，孩子开始哭叫，可父母喝醉了。他们摇摇晃晃地回家。在美国各地的十字路口小酒吧，我都跟一大家人一起喝过酒，小孩儿吃爆米花和薯条在后面玩，这次也是。瑞奇、我、庞佐和特丽坐着喝酒，吵闹的音乐中我们喊着说话。小宝贝强尼和其他孩子围着自动点唱机玩。太阳开始变红。什么都没完成。要完成什么呢？“Mariana（西班语，明天）”瑞奇说，“Mariana，伙计，我们去搞定。再来一杯啤酒，伙计。丢这样，丢这样！”

    我们摇摇摆摆地走出酒吧上车，向公路的一家酒吧开去。庞佐是个大块头、大嗓门的吵闹家伙，圣华金河谷的所有人他都认识。从公路酒吧开始就只有我跟他两人在车上打算一起去找一个农民，可我们却绕到了玛德拉的墨西哥街，打望女孩们，想给他和瑞奇找几个。接着，紫色的黄昏降临在这个葡萄之乡，我发现自己默默坐在车里，而他站在厨房门口与一个墨西哥老头为他后院种的西瓜讨价还价。我们买了西瓜，当场吃起来，将瓜皮扔在老头家外面肮脏的人行道上。各样的漂亮小姑娘从这漆黑的街道走过。我说：“我们到底在哪儿？”

    “别担心，伙计。”大块头庞佐说，“明天我们挣很多钱。今晚咱们不担心。”我们回去接特丽、他哥哥和她儿子上车，夜晚的路灯下，我们向弗雷斯诺驶去。我们饿得发疯。汽车颠簸穿过弗雷斯诺的铁轨，踏上弗雷斯诺墨西哥城一条条疯狂的街道。奇怪的中国人头伸出窗户，仔细打量周日夜晚的街道。一群群的墨西哥小妞穿着宽松裤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曼波音乐从自动唱机里轰来，灯光像万圣节一样结着花彩。我们走进一家墨西哥饭馆，吃了些玉米豆卷和夹有斑豆沙的玉米圆饼卷，非常美味。我甩出最后的我和新泽西海滩之间的光亮5元钞票，为我和特丽卖单。现在我只有4美元。我和特丽你看我我看你。

    “宝贝，今晚我们睡哪儿？”

    “不知道。”

        瑞奇已经醉了。现在他所说的只是：“丢这样，伙计，丢这样，伙计。”声音温和又疲惫。这真是漫长的一天，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儿，不知道上帝是如何指定的。可怜的小强尼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们开车回萨比纳尔。途中我们在99号公路上的一个公路旅馆前紧急刹车。瑞奇还要喝杯啤酒才肯罢休。公路旅馆的后面是一些拖车、帐篷和几个破旧的汽车旅馆样式的房间。我问了价格，两美元。我问特丽怎么样，她说可以，因为我们带着孩子，应当让他舒服些。于是，在那个郁闷民工随牛仔乐队的音乐摇摆的小酒吧喝了几杯啤酒之后，我和特丽以及强尼进入汽车旅馆式样的房间准备睡觉。庞佐还在四处晃悠，他没地方睡觉。瑞奇则在他父亲的葡萄园小棚屋睡。

译者：幻龙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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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不管是好是坏，接下来的十五天我们俩在一起。醒来后，我们决定一起搭便车去纽约。到了纽约，她就是我的女朋友了。我想象着和狄安、玛丽露以及其余所有人在一起时各种各样的疯狂——一段时期，一段新的时期。首先我们得工作，为这次旅行攒足钱。特丽想马上动用我剩下的二十元钱，我不想那样。我像个该死的傻瓜，整整花了两天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在洛杉矶铺天盖地的报纸上寻找餐馆或酒吧的招聘广告，我以前从来不看这些报纸，直到我的二十元缩减到十多元。在旅馆的小房间里，我们非常快乐。午夜，我因为睡不着从床上起来，把被子拉上去盖好宝贝裸露的褐色双肩，然后观看洛杉矶的夜景。多么残酷、炎热的汽笛哀鸣之夜！街对面就出了乱子。一幢破败潦倒、摇摇欲坠的公寓就是悲剧的一幕。巡逻车停在楼下，警察在询问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呜咽声从里面传来。我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加上我住的旅馆里霓虹灯的嗡嗡声。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悲哀。洛城是美国城市里最孤独、最残酷的一个。纽约的冬天冷得骇人，然而在有的街上仍能感受到一种奇特的友好氛围。洛杉矶是片丛林（此为直译，jungle在俚语里指流浪汉聚在一起睡觉和吃喝的地方）。
　　南大街，我和特丽吃着热狗闲逛，这里是灯光和野蛮的神奇狂欢。穿皮靴的条子在几乎每个角落对人们搜身，这个国家最落魄的人挤满了人行道——南加州柔软星星下的他们在真实的洛城——广阔的荒漠营地的褐色光环里迷失了。你能闻到空气中飘荡着茶、草（就是大麻）的味道，还有辣椒豆和啤酒。伟大疯狂的比波普从啤酒馆里传来，在这个美国的夜晚它混合了各种牛仔音乐加摇摆乐的拼盘。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汉斯尔。戴着比波普帽、蓄着山羊胡的狂野黑人大笑着走过；接着穷困潦倒的长发嬉皮士从纽约来在第66号公路下车；接着沙漠的老耗子们背着包袱奔向广场的长椅；接着袖口敞开的卫理公会教会头子，还有一个留胡子穿便鞋的临时圣徒“自然之子”（Nature Boy，译者认为这里指的是动画片Bushy Hare里的那个土著，他也有胡子）。我想去和每个人相识并聊聊，可是特丽和我太急着要挣到一美元。
　　我们去了好莱坞，想在日落大道和葡萄树街街角的杂货店找活儿干。这儿是个街角！从偏僻地方来的一大家人从他们破旧的车上下来，在人行道四处站着，想一睹电影明星的风采，而电影明星从没出现过。一辆豪华轿车经过，他们便急切冲到路边，头探过去张望：某个名人戴着墨镜与一位珠光宝气的金发女郎一起坐在里面。“唐•亚曼契！唐•亚曼契！”“不，是乔治•墨菲！乔治•墨菲！”他们四处乱转，打量一个又一个人。到好莱坞扮演牛仔的英俊古怪的男孩儿也到处溜达，用他们自命不凡的指尖把眉毛弄湿。最漂亮最正点的女孩们穿着休闲裤走过，她们来这儿为的是踏入影坛；她们最后去了免下车餐厅。特丽和我想去免下车餐厅找份活干，可是到处都没门儿。好莱坞林荫大道是汽车的海洋，它们挤在这里暴躁地尖叫。每分钟至少有一次小事故，人们奔跑着冲向最远的棕榈树——而这一切之外却是荒漠和空白。好莱坞山姆们站在豪华餐厅前争论，简直就是百老汇山姆们在纽约雅各布海滩争论的那种架势，除了在这里他们穿着轻便西装，而且谈论的话题更鸡毛蒜皮。高而苍白的传教士发着抖走过。胖女人尖叫着跑过林荫大道加入智力问答的排队中。我看见杰理•柯罗纳在别克汽车商店买了辆车，他站在巨大的平板玻璃窗里，手指捻弄着胡须。特丽和我去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厅吃东西，这里装修得像个洞穴，到处都是喷水的金属乳头和壮观的石头臀部，它们不属于人，而是属于神灵和圆滑的尼普顿。人们在喷水池周围吃着惨淡的东西，青色的脸上带着水兵的忧愁。洛杉矶所有的条子看起来都像英俊的舞男，显然，他们是来拍电影的。每个人都是来拍电影的，甚至包括我。特丽和我最后决定就在南大街当落魄的柜台销售或者洗碗工得了，这些人已经完全垮掉了。可就这些活儿也没门。我们只剩下十美元了。
　　“喂，我要去姐姐那里拿衣服，我们搭便车去纽约吧。”特丽说，“嘿，走吧。我们去吧。‘如果你不会跳摇摆舞，我来教你。’”最后一句是她老唱的一首歌。我们匆匆来到她姐姐的住处，位于阿拉梅塔街过去的一片长长的墨西哥棚户区。我在漆黑的小巷里墨西哥人的厨房后面等她，因为她姐姐不一定愿意见我。狗跑过。有一些小街灯照亮着小老鼠巷。我能听见在这柔软温暖的夜里特丽和她姐姐的争吵。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
　　特丽出来了，她拉着我的手来到中央大街，这是洛杉矶黑人的主要街道。真是个疯狂的地方，苍蝇馆子小得只能勉强放一台自动点唱机，而点唱机里只放布鲁斯、比波普和跳跃舞曲。我们走上脏兮兮的楼梯，来到特丽的朋友玛伽丽娜的房间，她曾跟特丽借了一件衬衫和一双鞋。玛伽丽娜是个可爱的黑白混血儿，她丈夫黑得像铁楸，很友善。他出门去买来一品脱威士忌招待我，我想付一部分钱，被他拒绝了。他们有两个小孩，正在床上弹跳，那里是他们玩儿的地方。他们用手臂搂着我，诧异地看我。中央大街疯狂的低声喧嚣之夜——汉普（1908 -2002,爵士乐手）的《中央大街崩溃》之夜——外面一片吼叫和喧嚣。人们在走廊唱歌，在窗边唱歌，咒骂着，望向外面。特丽拿了衣服，我们便与他们告别。我们来到楼下的苍蝇馆子玩自动点唱机。有两个黑人在我耳朵边小声说着茶。一美元。我说好，拿来吧。这对同伙又走过来，示意我去地下室的厕所。我到了那里呆呆地站着，他说：“捡起来，伙计，捡起来。”
　　“什么捡起来？”我问。
　　他已经拿到钱了。他不敢指着地板。谈不上是地板，这只是间地下室。地上有一小块褐色的像是粪便的东西。他简直小心得荒谬。“我出去把风，上周非常不顺。”我捡起那块粪，原来是一根褐色烟纸的香烟。我回去找到特丽一起离开，回旅馆爽一下。一点感觉都没有。那玩意儿只是布尔•杜拉姆牌香烟。我真希望在钱上我能聪明点。
　　特丽和我不得不绝对地一次性地决定该怎么办。我们决定带着剩下的钱搭便车去纽约。特丽那晚从她姐姐那里拿了五美元。现在我们还有大约十三美元或者不到。于是第二天再次计算续房费之前，我们便收拾好行李离开，乘一辆红色汽车去加州的阿卡迪亚，桑塔•阿尼塔赛马场就座落在那里的雪山下。那是晚上。我们按照指示走向美国内陆。我俩手牵着手沿着公路走了几英里，走出了人口稠密的区域。那是星期六晚上。我们站在路灯下，打着响指，几辆载满了小孩儿的汽车突然喧闹地开过，横幅飞扬。“哈！哈！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他们全都大叫着。接着他们对我们哟呵嚷嚷，无比开心地看到窗外有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在路上。几十辆这样的车子开过。满是年轻的脸孔和俗话说的“沙哑年轻的嗓音”。我厌恶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嘲弄路上的行人，只因为他们是年少无知的中学小阿飞，周日下午有父母给他们切烤牛肉？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嘲笑一个和想要被爱的男人一道落魄的姑娘？我们一直想着自己的事情，没搭到车。我们不得不走回城里。最糟糕的是，我们想喝咖啡，却不幸地只有一个地方在营业——一个中学的冷饮店，刚才那帮小子全在里面还都记得我们。现在他们发现特丽是墨西哥人，招摇的野猫子，而她的男朋友连她都不如。

　　“对，我是大学生！”我肯定地告诉她。车到了好莱坞，阴暗、肮脏的黎明，就像电影《沙利文游记》中，乔尔•麦克雷用餐时遇见伏罗尼卡•奈克时的那个黎明。她在我的膝头睡着了。我向窗外贪婪地望去：灰泥房屋、棕榈树、免下车服务站，一切都是那么疯狂，粗糙的乐土，美国的梦想之所。我们在中央大街下了车，这儿与在堪萨斯城、芝加哥或波士顿下车时所看到的情景没有什么两样——红砖，脏，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电车在绝望的黎明摩擦而过，大城市里妓女的气味。
　　这时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出现了妄想症般的愚蠢幻觉：特丽莎，或者特丽——她的名字——是个普通的小妓女，专门在公车上赚男人的钱，跟他们约会，就像我们在洛城，她先把那些傻逼带到一个地方吃早饭，她的皮条客在那里等着，然后他们去旅馆，皮条客就带着枪或者什么玩意儿闯进去。我从没有把这些向她坦白。我们吃早餐的时候，一个拉皮条的一直盯着我们。我幻想特丽正和他使眼色。我太累了，产生了奇怪的感觉，仿佛在一个遥远的讨厌的地方走丢了。这种傻乎乎的恐惧占据了我的脑子，让我的举动变得猥亵和卑贱。“你认识那家伙吗？”我说。
　　“你说谁啊，亲爱的？”我就此止住。她动作很慢，做什么都迟钝、呆滞。她吃了很久，慢慢地咀嚼，盯着空气，抽支烟，一直说话。而我则像个憔悴的幽灵，猜疑她的一举一动，心想着她在拖延时间。这都像是在发病。当我们手拉手走在街上时，我不停地出汗。我们找的第一家旅馆有房间。我锁上背后的门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时她正坐在床上脱鞋。我温柔地亲吻她。但愿她不要知道我的心事。我想我们需要威士忌来放松神经，特别是我。我跑出去，急急忙忙地跑遍了十二个街区，才在一个报摊上买到一品脱威士忌。我跑回来，用尽所有力气。特丽在洗手间化妆。我往水杯里倒了一大杯酒，我们痛饮燃料。啊，真甜蜜，真美，我拼命跑那么多路都值了。我站在她身后，我们对着镜子就这样在浴室里跳起舞来。我跟她说起我东部的朋友们。
　　我说，“你该见见我认识的一个很棒的女孩，她叫多丽。六英尺高，红头发。要是你来纽约，她能带你去找工作。”
　　“这个六英尺的红头发是谁？”她怀疑地询问：“为什么跟我提她？”她单纯的灵魂无法揣测我说话时的喜悦和紧张。我就此打住了。她在浴室里喝醉了。
　　“到床上来！”我不停这样说。
　　“六英尺的红头发，嗨？我还以为你是个不错的大学生，我看见你穿着可爱的毛衣，我对自己说，嗯，他不可爱吗？不！不可爱！不可爱！你肯定和他们一样都是该死的拉皮条的！”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你别站那儿跟我说那个六英尺高的红头发不是妓院的妈妈，我一听就知道了。你，你就是个拉皮条的，和我遇到的其他人一样。每个人都是拉皮条的！”
　　“听我说，特丽，我不是拉皮条的，我用圣经向你发誓我不是拉皮条的，我干嘛要当拉皮条的？我只是喜欢你。”
　　“我一直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好小伙子。我太高兴了，我抱住自己说，嗯，他是好小伙子，不是拉皮条的。”
　　“特丽，”我用尽全力、真心真意恳求她。“请听我说，请明白我不是拉皮条的。”一个小时前我还以为她是妓女，多么令人悲哀。我们的脑子里都藏着疯狂的想法，而产生分歧。啊，生活真是可憎！我是怎样悲叹，怎样恳求，后来我变得疯狂，意识到自己在恳求一个哑巴了的墨西哥小婊子。我就这样和她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捡起她的红色高跟鞋朝洗手间的门猛扔过去并叫她出去。“去你的，滚开！”我要睡一觉把这一切忘掉。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永远痛苦、破烂的生活。洗手间里死一般沉寂。我脱掉衣服上床睡觉。
　　特丽走出来，眼里是歉意的泪水。她简单和有趣的小脑袋判断出，一个皮条客不会把女人的鞋子扔在门上也不会叫她出去。在虔诚和甜蜜的沉默中，她脱光衣服，将娇小的身体滑进被子里和我挨在一起。像葡萄一样的褐色。她可怜的肚子上有剖腹产留下的刀痕，她的屁股太窄了，只有开刀才能生下孩子。她的双腿像小棍子，她只有四英尺十高。我们在那个疲倦早晨的甜蜜中做爱。然后，像是两个疲惫不堪的天使，被遗弃在洛城的搁板上，一起寻找到了生命中最亲密、最美妙的东西。我们睡着了，一直睡到黄昏。

                                                             12
　　清晨，雷米和丽•安在睡觉，我静静地收拾好东西爬窗子出去，跟来时一样。我背着帆布包离开了米尔城。我始终没能在那艘老鬼船上过夜——它叫“海军上将弗里比号”——我和雷米从此失去了联系。
　　到了奥克兰，我去一个酒吧喝了杯啤酒，周围全是流浪汉，酒吧前面摆着个货车轮胎。我又上路了。我步行穿过奥克兰，踏上佛莱斯诺的公路。搭了两次便车，来到贝克斯费尔德，我已经向南行进了四百英里。第一辆车开得够疯，一个身材魁梧的金发小子坐在刚加大马力的控制室里。“看我脚趾，”他说着便加大油门，车速飚到八十，超过了路上所有的车。“看，”他脚趾上绑着绷带。“今天早晨刚切除的。那帮混蛋想让我在医院呆着，我背上包就走了。一个脚趾算什么？”对，真是，我对自己说，留神，然后我把紧了座位。你准没见过他那种开车狂人。一眨眼功夫就到了特雷西，这是一个铁路线上的镇。司闸手们在铁路旁的餐馆没好气地吃晚饭，火车呼啸而过，穿过山谷。红色的太阳慢慢下去。峡谷充满魔力的名字一个个在眼前展开——曼特卡、玛德拉及其它。不久黄昏降临，葡萄色的黄昏、紫色的黄昏笼罩着柑橘林和长长的瓜地；太阳，压榨过的葡萄的颜色，被勃艮第红彻底浸染，田野，爱情和西班牙神话的颜色。我把头伸出窗外，深深呼吸芬芳的空气。这是最美妙的时刻。这个疯子司机曾经是南太平洋的司闸手，住在佛莱斯诺。他父亲也是个司闸手。他的脚趾是在奥克兰车辆维护站弄丢的，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到吵吵闹闹的佛莱斯诺，他让我在镇的南边下车。我去铁路边上的一个小百货店买可乐猛喝，只见一个忧郁的亚美尼亚小伙子沿红色货车厢过来。就在这时，火车嚎叫，我对自己说，是的，是的，这就是萨洛扬（1908-1981，美国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家乡。
　　我得往南，我上路了。一个开崭新小型敞棚货车的男人载我上车。他是得克萨斯州卢博克人，做拖车生意的。“你想买拖车吗？”他问我，“尽管找我，随时。”他给我讲他在卢博克的父亲的事情。“一天晚上老爷子把一天的收入放在保险柜顶上，就忘得一干二净。你猜怎么着——小偷晚上溜进来，带着乙炔炬（照明设备，常用于矿区、洞穴），他撬开保险柜，在单子里乱翻，踢翻了几把椅子，然后就走了。那几千美元仍然乖乖呆在保险柜顶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
　　他让我在南贝克斯费尔德下了车，接着，我的历险便开始了。天冷了，我穿上在奥克兰花三美元买的薄军用雨衣，在公路上冷得发抖。我站在一个华丽的西班牙式汽车旅馆前，那里被灯光照耀像是珠宝。汽车匆匆驶过，奔向洛衫矶。我疯狂地做手势。实在是太冷了。我在那儿一直站到半夜，足足两个小时，骂骂咧咧骂骂咧咧，就像又回到了爱荷华的斯图尔特。没办法，到洛杉矶的最后这段路，只有花两元多坐公车。我沿着去贝克斯费尔德的铁路往回走，走进车站，在长椅子上坐下来。
　　我买好票，等待着去洛杉矶的车，就在这时，突然间，一个娇小、可爱、穿宽松裤的墨西哥女孩进入我的视线。她坐在一辆刚进站的公车上，车子重重叹息一声停下，乘客进站休息。她的乳房坚挺自然，小细腰看起来非常诱人，黑色的长发富有光泽，大大的蓝眼睛里藏着羞怯。我真希望和她坐同一辆车。我感到内心一阵刺痛，而且每次都是这样，当我看见我爱的姑娘，在这个太大的世界里往与我相反的方向而去。广播里在叫去洛杉矶的旅客上车，我拎起包上车，在那边，一个人坐着的不是别人，是那个墨西哥姑娘。我在她正对面坐下，心里开始打主意。我这么孤独、痛苦、疲惫、不安、破烂、颓废，我要拿出勇气，拿出接近陌生姑娘的必要的勇气，要有行动。后来，汽车开动后，我在黑暗中足足拍了五分钟大腿。
　　你要行动，你要行动，不然就没戏了！死笨蛋，和她说话！你怎么啦？力气都用光啦？在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之前，我已经探身越过过道凑过去（她正想在座位上睡觉）说：“小姐，想用我的雨衣作枕头吗？”
　　她微笑着抬起头说：“不用了，非常感谢。”
　　我又坐了回去，颤抖着。我点了支烟屁股，等着，直到她用略带忧愁的温情眼神从侧面看我，我立刻起身向她靠近：“我可以坐你旁边吗，小姐？”
　　“随意。”
　　我坐了过去。“去哪儿？”
　　“洛城。”我喜爱她这样说，洛城。我喜爱每个海岸居民都这样说，洛城。当他们这样叫的时候，洛杉矶是他们心中独一无二的最珍贵的城市。
　　“我也去那里！”我大喊，“真高兴能坐在你旁边，我非常孤独，我已经在路上走了好久好久。”我们开始讲述彼此的经历。她的故事：她有丈夫和一个孩子。他丈夫打她，所以她离开他回莎比纳，在佛莱斯诺南面。现在她要去洛城她姐姐那儿住一段。她把小儿子交给家里人照顾。家里人是采葡萄的工人，住在葡萄园的简陋小屋。她没有活儿做，只有发呆和发火。我真想马上用胳膊搂着她。我们一直聊一直聊，她说她喜欢跟我聊天。不一会儿，她说她希望也能去纽约。“也许我们能一起去！”我笑了。汽车嘎吱嘎吱地驶上葡萄藤山口，然后往下，慢慢进入广大弥散的光线。没有什么协定，我们的双手握在了一起，就这样无声、美好、纯真地决定了当我在洛城旅馆找到房间时，她会在我身旁。我太渴望得到她。我把头靠上她的秀发，她娇小的肩膀让我发疯。我一次次抱她，她喜欢这样。
　　“我喜欢、喜欢，”她闭着眼睛说。我向她许诺美好的爱情，让她欢欣满足。我们的经历讲完，开始沉默，心中充满了甜蜜的期待。一切就是这样简单。你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所有你的贝蒂、玛丽露、丽塔、卡米尔、伊内兹；这一个是我的姑娘，我的心爱。我把这些告诉了她，她坦白她在车站就发现我在看她。“我当时想，你是个讨人喜欢的大学生。”
　　

         转眼就到了星期六。我辞掉了警察的工作，就在会因为没抓够人而被解雇之前，所以这也是我最后一个星期六了。雷米与丽•安想先去酒店房间见他继父，我有旅行的钱，在楼下的酒吧喝醉了。然后我上楼去与他们会合，迟到了很久。雷米的继父来开门，他个子很高，风度翩翩，戴着夹鼻眼镜。“噢，”我凝视着他说，“蓬古尔先生，您好吗？Je suis haut！”我叫起来。这句话本来是要用法语说，“我高了，刚才在喝酒。”但这句话在法语里毫无意义。这位医生茫然不知所措。我把雷米弄得十分尴尬，他红着脸对着我。
　　我们来到一家豪华的餐厅吃饭——位于北海滩的阿尔弗莱德餐馆，可怜的雷米为我们五个的吃喝花了足足五十美元。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此刻谁在这里的酒吧间坐着都好，可偏偏是我的老朋友罗兰•梅杰！他刚从丹佛来，在旧金山的一家报社找了个工作。他已经喝醉了。他甚至连胡子都没刮。我正把高杯威士忌举到嘴边，他便冲过来拍我的背。他一屁股坐在蓬古尔医生旁边的座位上，从他的汤上方靠过来跟我说话。雷米的脸红得像甜菜根。
　　“不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吗，萨尔？”他说着，勉强地笑一下。
　　“罗兰•梅杰，在《旧金山评论报》工作。”我尽量一本正经地说。丽•安要被我气疯了。
　　梅杰开始在邦克尔先生的耳朵边胡侃。“你觉得教高中法语怎么样？”他大声说。
　　“请原谅，我不是教高中法语的。”
　　“欧，我还以为你教高中法语呢。”他故作粗鲁。我想起了在丹佛他不让我们进公寓开派对的那晚；但我原谅了他。
　　我原谅了所有人，我放弃，我醉了。我开始和他年轻的妻子讲风花雪月的事情。我喝多了，两分钟跑次卫生间，而每次出去都得从蓬古尔医生的膝盖跨过去。一切都搞砸了。我在旧金山的日子也到头了。雷米不会和我说话了。这太可怕了，因为我真的爱雷米，并且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懂得他的真诚与伟大的人中的一个。要过好多年他才能恢复过来。比起我在帕特森给他写信，说我计划沿红线走六号公路穿越美国，现在的情形真是悲哀。我已经到了美国的尽头——再没有地方了——无处可去，只有掉头。我决定至少也要走环形路线：就在那时，就在那里，我决定去好莱坞，然后经得克萨斯往回走去看看牛轭湖的伙计们，其他的就他妈的先不管了。
　　梅杰被赶出了阿尔弗莱德餐馆。晚餐到此就算结束了，于是我与梅杰一起出来，也就是说，雷米给我这个建议，于是我和梅杰一起喝酒去了。我们在铁壶酒吧坐下来，梅杰说：“山姆，我不喜欢酒吧里的那个玻璃。”声音很大。
　　“是吗，杰克？”我说。
　　“山姆，”他说，“我想我该站起来给他脑袋一拳。”
　　“不，杰克，”我模仿海明威的口气说，“就在这里瞄着，看会怎么样。”后来，我们在街角磕磕绊绊地走着。
　　早晨，雷米和丽•安在睡觉，我伤心地看着我和雷米要洗的一大堆衣服，我们本打算用棚屋后面的邦狄克斯洗衣机洗（在阳光下操作它总是件乐事，周围是一群黑人妇女，还有斯诺先生那震耳欲聋的笑声），我决定离开。我来到门廊。“不，该死，”我自言自语道，“我许诺过没爬过那座山，决不离开这里。”那是峡谷阔大的一侧，神秘地通向太平洋。
　　于是我又呆了一天。是星期天，暖流到来，天气很好，三点钟太阳变成红色。我开始爬山，四点到达山顶。四面都是漂亮的加州杨树和桉树。山顶周围没有树，只有岩石和青草。牛在海岸顶端吃草。太平洋在几座山丘远的地方，蔚蓝，广阔，还有一面巨大的白墙，从传说中的土豆地向前延伸，旧金山的雾就是从这儿产生的。一个小时，它就可以穿过金门将这个浪漫之城裹上白色，年轻的小伙子可以揣上一瓶托凯酒，牵着姑娘的手沿白雾迷蒙的漫长人行道缓缓而上。那就是旧金山。美丽女子站在白色的门廊等待她们的男人。还有柯伊特钟楼、内河码头、市场街以及那十一座生气勃勃的山丘。
　　我四处转悠，直到转晕。我想我也许会像在梦里那样，从悬崖跌落下去。噢，我爱的姑娘在哪儿呢？我想着，往四处看去，仿佛脚下这个小小世界我都看完了，前方广大浑厚我的美洲大陆。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阴沉疯狂的纽约正向天空喷吐灰尘云雾和棕色气流。东方是棕色的，神圣的。加利福尼亚是白色的，像洗车线，或者头脑空白——至少在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来到赛马场。他每次都下二十元押赢，真让人想不通，结果还没到第七回合就输光了。最后的两块吃饭钱再押一次，又输了。我们只能一路搭车回旧金山。我又上路了。一位绅士用他的时髦汽车载了我们一程，我和他坐在前面。雷米编着故事，说他在赛马场的大看台后面丢了钱包。“其实是，”我说，“我们赌马输光的。为了不再被套牢，从现在起我们就去找个下注经纪人，行吧，雷米？”雷米满脸通红。后来那位绅士坦白说他就是金门赛马场的官员，他让我们在豪华的王宫酒店下车。我们看着他在枝形吊灯间消失，他的兜里装满了钱，他的脑袋抬得高高。
　　“哇！喔！”雷米在夜晚的旧金山街道上大吼。“帕拉迪斯和赛马场老板坐一辆车，还发誓要找个下注经纪人。丽•安，丽•安！”他使劲拍打着丽•安。“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人！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啊嗬嗬！”他抱着根柱子大笑。
　　那天晚上天又开始下雨，丽•安给我们白眼看。房间里一分钱也没有了。雨点敲打着屋顶。“雨还得下一个星期。”雷米说。他已经脱掉了他的漂亮外套，重新穿上他可怜的短裤、T恤，戴上军帽。他那双褐色的悲哀的眼睛盯着地上的木板。枪在桌子上。我们听得到斯诺先生在雨夜的某处笑破了头。
　　“这狗娘养的真让我恶心，烦死人了，”丽•安突然冒出一句。她又在寻衅闹事，刺激雷米。他正忙着翻阅他的黑皮小本子，那上面记着一些人的名字，大多是欠他钱的水手。名字旁边是他用红笔写的咒骂的话。我真担心某天我的名字也出现在上面。最近我一直寄很多钱给姑妈，每星期只买四、五元钱的东西，为了响应杜鲁门总统的号召，我搞回了几美元的东西。但雷米认为这我分担得不够，于是他给杂货贴标签，长长的写满价格明细的纸条，挂在卫生间墙上，好让我看了后心里明白。丽•安坚信雷米藏了钱，而且我也是。她威胁着要离开他。
　　雷米嘴唇卷起，“你认为你能去哪儿？”
　　“去找杰米。”
　　“杰米？就是赛马场的那个出纳员？你听见了吗，萨尔，丽•安要走了，她要去缠住赛马场的那个出纳员。一定得想好了，再带上你的扫帚，亲爱的，有我那一百美元，赛马场的马这周得吃不少燕麦呢。”
　　事情变得更糟了。雨咆哮起来。这个棚屋开始是丽•安一人住的，所以她叫雷米收拾行李走人。雷米开始收拾。我想象着自己一人与这个野蛮的泼妇呆在下雨天的棚屋的情景。我试图去调解。雷米推了丽•安一下，她跳起来要拿枪。雷米把枪给我，叫我藏起来，里面装有八发子弹。丽•安开始尖叫，最后穿上雨衣冲到泥泞地里去叫警察。什么警察——不会是我们的老朋友阿尔卡特拉兹吧。幸好他不在家。她回来时全身湿透了。我蹲在那个角落，头放在双膝间。上帝啊，我在离家三千里的地方干些什么啊？我干嘛来这儿？载我去中国的缓慢小船在哪儿啊？
　　“还有件事，臭男人，”丽•安大嚷着，“今晚我最后一次给你做你脏了吧唧的脑花和鸡蛋，还有你脏了吧唧的羊羔肉，我要看着你胀满你脏了吧唧的肚皮，看着你怎么肥肠满肚，厚颜无耻。”
　　“很好，”雷米平静他说，“真是太好了。从我和你相爱时起，我就没有期待过风花雪月，今天的事我一点没觉得意外。我试图为你做些事——我尽我所能为你们做些事，可你们都拒绝了我。我对你们都非常地、非常地失望。”他继续说着，绝对是肺腑之言。“我以为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三个人的事，美好和持久的事，我努力了。我飞去了好莱坞，我给萨尔找了工作，我给你买了漂亮的衣服，我设法把你介绍给旧金山最牛逼的人。你拒绝了，你们都拒绝我的哪怕是最微小的意愿。我不要求任何回报。现在我只请求你们最后一件事，以后再也不会请求你们了。我的继父下周六晚来旧金山，我希望你们能陪我一起去见他，尽量让他看到一切都像我在信中所说的那样。换句话说，丽•安，你是我的女朋友；萨尔，你是我的朋友。我已想办法借了一百美元下周六晚用，我希望我继父此行愉快，安心回去，不再为我担心。”
　　这让我震惊。雷米的继父是一位杰出的医生，曾在维也纳、巴黎和伦敦工作过。我说：“你是说你要为你继父花一百美元？他的钱比你这辈子能挣到的全部钱还要多，而你还得欠债，老兄！”
　　“不错。”雷米说得很平静，有些无可奈何。“我只是求你们最后一件事——你们至少努力让一切看起来很好的样子，尽量给他一个好印象。我爱我的继父，我尊重他。他要和他的年轻太太一块儿来，我们必须把礼节尽到。”有时雷米真要算世界上最绅士的男人了。丽•安被他打动了，盼望着见到他的继父。她想要是他儿子不让她满意的话，他倒可能是个猎物。

          一晚，他去用大箱子装食物，我等他等了很长时间。后来我们无法把箱子从窗户弄出来。雷米不得不把所有东西拿出来放回去。更晚一些，他下了班，我独自一人在基地，这时发生了件怪事。我正沿着峡谷的一条老路走，希望能碰见一只小鹿（雷米曾在这附近见到过鹿，即使1947年这儿也是荒野），突然我听见黑暗中有可怕的声音，呼呼噗噗。我以为是一头犀牛在黑暗中冲着我过来，于是握紧了枪。阴森森的峡谷里，一个庞然大物出现了，头大极了。我突然意识到那是肩上扛着食物大箱子的雷米。太重了，他被压得不住地呻吟喘气。他不知在哪儿找到自助餐厅的钥匙，把东西从大门搬了出来。我说：“雷米，我还以为你在家呢，你到底在干嘛？”
　　他说：“帕拉迪斯，我跟你说过好多次杜鲁门总统的教导，我们必须缩减生活开支。”我听见他呼呼喘着气走进黑暗中。我已经描述过回去的小路是怎样险恶，得爬山涉谷。他把食物藏在高高的草丛里，走回来对我说：“萨尔，我一个人没法弄，我把它们分成两箱，你得帮我。”
　　“可我在执勤。”
　　“你回去的时候我帮你盯着。这日子过得越来越糟糕，我们只是尽力让它好起来，我们就只能这样了。” 他擦擦脸，“噢！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萨尔，我们是好哥们儿，得一起干这事儿。没有其他办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们，警察们，丽•安们，世界上所有可恶的家伙们，恨不得把我们给剐了。现在我们该明白别掉进任何人的阴谋里。他们袖子下那双脏手已经捞得够多了。你得记住。别拿新调调教育老艺术家。”
　　最后我问道：“我们是不是该洗手不干了？”我已经在这些事上消磨了十个星期。我每星期挣五十五美元，平均寄给姨妈四十美元。这期间我只在旧金山玩过一晚，我的生活封闭在小棚屋、丽•安和雷米的争吵还有午夜的棚户区里。
　　雷米走进黑夜中去搬另一只箱子。我和他一起吃力地走在那条之字形的老路上。我们把食物堆在丽•安厨房的桌上，堆了一英里高。她醒了，揉着眼睛。
　　“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是怎么说的吗？”她开心极了。我突然开始意识到在美国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小偷。我也开始被感染了，甚至也去察看门锁好了没有。其他的警察开始怀疑我们，他们从我们的眼神中察觉到了。他们靠从不出错的本能就能察觉到我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雷米和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喜好。
　　白天，我和雷米带着枪去山上打鹌鹑。雷米悄悄地爬到离一群咯咯乱叫的鹌鹑只有三英尺的地方，用32手枪一枪开去，没打中。他那非凡的笑声在加利福尼亚森林和整个美国回荡。“我们该去看看香蕉大王了。”
　　那天是星期六，我们打扮整齐，来到十字路口的公车站。我们乘车去旧金山，在大街上溜达。我们走过的地方都回响着雷米响亮无比的笑声。“你得写一篇关于香蕉大王的小说。”他提醒我，“不要对老艺术家耍花招，写其它的东西。香蕉国王就是你的肉。他就站在那儿。”香蕉大王就是一个在街角卖香蕉的老头，我完全没兴趣。但是雷米一直不停地推我过去，甚至拽着我的领子往那儿拖。“你写香蕉国王就是在写生活里的人情味。”我告诉他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香蕉大王。“只有当你意识到香蕉大王的重要性，你才真正懂得这个世界的人情味。”雷米强调说。
　　海湾那边停着一艘作浮标用的生锈的旧货船，雷米一心想上去玩玩。于是一天下午，丽•安把午餐打包，我们租了条小船去那里。雷米带了些工具来。丽•安脱光衣服躺在浮桥上晒太阳。我在船尾看她。雷米直奔下面的锅炉房，成群的老鼠在那里到处乱窜，他东锤锤西敲敲，希望能敲下一些铜芯可根本就没有。我坐在乱糟糟的荒废的官员室里。这是艘很旧很旧的船，本来订做得很漂亮，有雕花木头和内嵌的航海柜。这是杰克•伦敦的旧金山之魂。我在洒满阳光的脏乱甲板上做梦。老鼠在食品室里乱窜。从前曾经有一位蓝眼睛的船长在这里用餐。
　　我去下面船舱找到雷米。所有松动东西他都要使劲拉开看看。“什么也没有。我本来以为这里有一些铜，至少也有一、两把旧扳手。这条船被一群小偷扒过了。”它在这个海湾停泊了好几年。当年在船上偷铜的手，现在已经不是手了。
　　我告诉雷米：“我真想能在这艘老船上过几夜，雾气漫进来，这些东西发出吱吱的声音，你听见海上的浮标一片惊呼。”
　　雷米很惊讶，对我加倍景仰。“萨尔，要是你真敢这么做，我就给你五美元。你难道没想过这里出没着一些老船长的鬼魂？我不但要给你五美元，还要亲自划船送你来，给你包好午饭，借给你毯子和蜡烛。”
　　“我同意！”我说。雷米跑去把这事告诉丽•安。我真想从桅杆上跳到丽•安的身上去，但是我遵守对雷米的诺言。我把目光从她的身上移开。
　　其时，我开始更频繁地去旧金山。我试了书上写的所有泡女孩的方法。我甚至与一个姑娘在公园的长椅上呆了一整夜，直到黎明，但是没有成功。她是来自明尼苏达的金发美女。这里有许多同性恋。我有好几次带着手枪去旧金山，在酒吧洗手间的时候，一个同性恋想接近我，我掏出手枪说道：“呃？呃？怎么说？”他跑走了。我也从来不知道干嘛那样做，我认识的同志们遍布全国。只是因为我在旧金山太孤独，又正好有支枪，得在某人面前炫耀一下。我经过一家珠宝店时，突然冲动想对着橱窗开枪，抢走最名贵的戒指和手镯，拿去送给丽•安，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逃往内华达。是时候离开旧金山了，不然我要疯了。
　　我给狄恩和卡罗写了长长的信，他们现在住在老布尔•李家位于德克萨斯水边的小房子里。他们说一旦准备好这样那样的事情，就来旧金山找我。在这期间，雷米、丽•安和我之间的一切都开始崩溃。九月的雨来了，还有他们俩不休的争吵。雷米和她带着我写的傻逼悲伤剧本飞去好莱坞，毫无结果。那位知名导演喝得烂醉，根本不理睬他们。他们在他马利布海边的别墅周围徘徊，开始当着客人的面吵架，然后坐飞机回来。
　　最棒的事情是赛马。雷米把他所有的钱攒起来，大概有一百美元，他让我穿上他的衣服，打扮整洁，搂着丽•安，我们一起出门来到海湾那头里士满附近的金门赛马场。看雷米这家伙心地多么善良，他把我们偷来的一半食物放在一个大的棕色纸袋里，送给他认识的一个穷寡妇，她住在里士满的棚屋里，大概就跟我们一样的那种住房工程，她洗过的衣服在加州的阳光下摇晃。我们和他一起去。那里尽是衣衫褴褛的悲惨儿童。那个女人跟雷米道谢，她是雷米大概认识的一位海员的姐姐。“这不算什么，卡特夫人，”雷米用他最优雅最礼貌的语调说，“还有很多呢。”

        那个老警察继续说着，美滋滋地回忆阿尔卡特拉兹那些可怕的事情。“我们过去让他们像军队操练那样排队吃早饭，没有一个人走错一步。一切都像钟表结构一样。你该瞧瞧的。我在那儿干了二十二年的警察，从来没有什么麻烦。那些小年轻知道我们是来真的。有不少家伙对犯人心软，结果他们老出状况。现在就说你——从我对你的观察，你仿佛有些纵容他们。”他举起烟斗，目光锐利地盯着我。“你要明白，他们会利用这个来对付你。”
　　这我知道。我告诉他我不是当警察的料。
　　“不错，但这个工作是你申请的。现在你必须作出决定要走哪条路，否则你将一事无成。这是你的职责，你宣过誓。你不能这样妥协。法律和秩序必须维护。”
　　我不知道说什么，他说得对。可我只想溜出去，在夜里某个地方消失无踪，去弄明白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在做些什么。
　　另一个叫斯莱济的警察个子很高，肌肉结实，黑发平头，脖子不时紧张地抽动——像一个不停猛击的拳击手。他把自己装备得像老式得克萨斯巡警，一支左轮手枪佩带得很低，还有弹链，还带上一根短柄马鞭之类的玩意儿，身上到处吊着皮条，像个移动的拷打房。闪闪发亮的皮鞋，夹克披得很低，三角帽，就差皮靴了。他总在我面前逞能——从我的胯下轻而易举地把我举起来。我清楚地知道，论力气，我也能像那样把他扔到天花板上去，但我不让他知道，因为我怕他要和我比赛摔跤。与这种家伙摔跤最后肯定是要动枪的。我肯定他的枪法比我好，我这辈子从未有过枪，甚至连装颗子弹也让我害怕。他处心积虑想抓人。一晚是我和他两人执勤，他回来时脸涨得通红，发着疯。
　　“我叫那些小伙子安静，可他们仍然很吵。我警告了他们两次。我总是给别人两次机会，决不给三次；你和我一起，我要回去把他们逮起来。”
　　“好吧，我来给他们第三次机会。”我说，“我去和他们谈谈。”
　　“不，先生，我从不给人多于两次的机会。”我叹了口气。我们去了。来到那间闹事的屋子，斯莱杰打开门，叫他们一个个出来。真让人尴尬，我们每个人的脸都红了。这就是美国的故事。每个人都在做着他们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那么一帮家伙晚上大声说话、喝酒又有什么错呢？但是斯莱济非得要证明点什么。他把我带上，以防有人攻击他。他们有可能这样做，他们都是兄弟，都从亚拉巴马州来。我们慢吞吞地走回警部，斯莱杰在前，我在后。
　　有一个伙计对我说：“叫那个耳朵长在裤裆的下流胚少找我们麻烦，否则我们会因为这个被解雇，没法去冲绳岛。”
　　“我会跟他说。”
　　在办公室我叫斯莱济忘掉这事儿。他涨红着脸说，有意让所有人听到：“我不会给任何人两次以上的机会。”
　　“真有种，” 那个阿拉巴马人说，“这又有什么分别？我们也许会丢掉工作。”斯莱济什么也没说，填好了逮捕表。他只抓了其中一个人。他打电话叫来城里的警车，他们来把人带走了。其余那些兄弟们沉着脸离开。“妈会说什么呢？”他们说。其中一个回来对我说：“你告诉那个得克萨斯的狗杂种，如果明晚之前我兄弟还没出来，让他把自己的屁股看好。”我转告了斯莱杰，态度中立，他没吭声。那伙计后来被轻松释放，没出什么事。他们的船也走了。新一批野蛮伙计又来了。要不是因为雷米•蓬古尔，这活儿我两小时也坚持不下去。
　　然而有许多个晚上我是和雷米•蓬古尔是一同执勤的，这个时候状况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先是悠闲地转悠，雷米检查每一扇门看是否都锁上了，他希望找到一扇没锁的。他曾说：“我的一个想法有几年了，就是把一条狗训练成超级小偷，让它溜进这些家伙的房间，把他们衣服口袋里的钱弄出来。我要训练它只拿绿花花的钞票，别的什么都不要。我要让它整天闻钞票。如果有可能人性一点，我要训练它只拿二十块的。”雷米满脑子的奇思怪想，那条狗他足足谈了好几个星期。只有一次他发现有扇门没锁。我对这事儿没兴趣，便一人在大厅转悠。雷米悄悄打开门，正好与棚户区主管碰个照面。他恨透了这张脸。他问我：“你经常谈到的那位俄国作家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总把报纸放在鞋子里，戴着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高筒大礼帽的那位？”这显然夸张了我告诉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啊，就是他——就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张主管那样的脸的人只能有一个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发现的唯一一间没上锁的房子就是属于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氏当时正在睡觉，听到有人在拉他的门栓，便起床穿上睡衣。他走到门口，看上去比平时还要丑陋一倍。雷米开门时，看到这张形容枯槁的脸上流露着仇恨与愤怒的脓汁。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试试这门。我以为这是——呃，——拖把房，我在找拖把。”
　　“你在找拖把是什么意思？”
　　“嗯——啊。”
　　我走上前去，说道：“他们有个人在楼上大厅里吐了，我们得把地拖干净。”
　　“这里不是拖把房，这是我的房间。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就叫人调查你们，让你们滚蛋！听清楚了吗？”
　　“有个家伙在楼上吐了。”我又说了一遍。
　　“拖把房在大厅下面，下面。”他给我们指着方向，等我们走下去拿拖把，我们还真这样做了，傻乎乎地拿上楼。
　　我说：“真该死，雷米，你总是给我们找麻烦。你为什么就不能安分些呢？为什么老要去偷东西呢？”
　　“世界欠我的，这就是原因。你别拿新调调教育老艺术家。你再这样跟我说话，我可要叫你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雷米就像是个小男孩。过去，在法国的孤独学生时代，他的一切都被夺走了。他继父母把他送进学校便不再管他。他总被欺侮，被一所又一所学校赶走。夜里，他走在法国的大道上，从他天真纯洁的词汇中寻找咒骂的词。他要出去将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他失去的东西无穷无尽，他的争夺必定无休止。
　　棚户区的自助餐厅是我们的一块肥肉。我们四处张望确定无人注意，特别是看看我们那些警察同伴是否躲藏在附近监视。我蹲在地上，雷米脚踩着我的肩膀上去。他打开窗子，这扇窗户从来不锁，他每晚都去察看。他爬进去，下到堆面粉的桌上。我要灵活些，纵身一跳，再爬进去。然后我们走向冷饮柜。在这里，我实现了我幼年时的梦，我打开巧克力冰淇淋的盖子，把手伸进去直到手腕，捞出一大坨冰淇淋，舔起来。接着我们拿来冰淇淋盒子，把它们都盛满，再把巧克力浆倒在上面，有时再加草莓酱。接下来我们在各个厨房打转，打开冰柜看看有什么可以装在口袋里带走的。我常常撕下一大块烤牛肉，包在餐巾里。“你一定知道杜鲁门总统说过，”雷米会这样说，“我们必须缩减生活开支。”

                                                             11 
　　和雷米•蓬古尔的见面，我迟到了两个星期。从丹佛到旧金山一路上平静无事，除了我的心离旧金山越近就越抑制不住跳跃过去。又到了夏延，这次是在下午。然后往西穿过山脉，半夜在克里斯顿翻过落基山分水岭，黎明抵达盐湖城——洒水车之城，最不像是狄安出生的地方。接着进入烈日下的内华达州，夜幕降临时抵达雷诺，灯光闪耀的华人街，然后开上内华达山脉，松树、星星、山中小屋标示着旧金山的罗曼史——坐在后面座位上的一个小女孩对她母亲大叫：“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到特拉基？”然后特拉基到了，家一样的特拉基。接着下山来到萨克拉门托的平地。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加利福尼亚了。温暖的充满棕榈叶味道的空气——你可以亲吻的空气——还有棕榈叶。汽车沿历史上有名的萨克拉门托河边的超级高速公路行驶；又到了山里；上去，下去；突然，辽阔的海湾（正值黎明前夕）和旧金山昏睡的灯光结成花彩掠过。在奥克兰海湾大桥上的时候，我沉沉地睡着了，离开丹佛后的第一次熟睡。因此在市场街和第四街的车站，我被人粗暴地摇醒，然后想起自己确实在远离新泽西州帕特森城的姑妈家三千二百英里的地方。我像游魂一样到处乱转，她就在那里，旧金山——长而冷清的街道布满电车的电线，笼罩在白茫茫的雾中。我蹒跚走过几个街区，神秘的流浪汉（教会街和第三街交界处）在黎明的街头问我要点零钱。我听到某处的音乐声。“伙计，我还是以后再来挖掘这一切吧！现在我得找到雷米•蓬古尔。”
　　雷米居住的米尔城是山谷里的棚屋区，那些房子是战争时期为海军工厂的工人修的。它位于峡谷中，很深的峡谷，茂密的树木覆盖四野。那儿有专门为工厂工人而开的商店、理发店和裁缝店。据说这里是美国唯一一个黑人与白人自愿混居的地方；的确是这样，这里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狂野和欢乐的地方。雷米的棚屋门上，是他三个星期前就钉上去的留言条：
　　 萨尔•帕拉迪斯！（大号字，印刷体）如果屋里没人，就从窗子爬进去。
　　                                                                                                  雷米·蓬古尔
　　
　　留言条经过风雨侵蚀已经发灰了。
　　我爬进去， 他在家，正和他的姑娘丽•安在床上睡觉——他后来告诉我这张床是从一条商船上偷来的。想象一下，商船的甲板工程师深更半夜偷偷扛着床下船，卖力划桨上岸。这事儿勉强可以形容雷米。
　　我之所以对发生在旧金山的一切一点不漏地说完，是因为它们与这一路上发生的事都有关联。我和雷米.蓬古尔是几年前在预备学校认识的，但真正让我俩走到一起是因为我的前妻。雷米先认识她。一晚他来我的宿舍说：“帕拉迪斯，快起床，大艺术家来看你了。”我起床，穿裤子时掉了几分钱在地上。当时是下午四点。我上大学的时候总在睡觉。“好了，好了，别把金子撒得满地都是。我认识了一个世界上最正点的姑娘，今晚我就要跟她去狮穴玩。”接着他把我拖去见她。一个星期之后她就和我在一起了。雷米个子很高，皮肤黝黑，是一个英俊的法国小伙子（他看上去就像个二十岁的马赛黑市生意人）。因为他是法国人，不得不说着装腔作势的美国腔。他英语很完美，法语也很完美。他喜欢穿得很炫，稍微带点学院气，和金发美女出去，大把大把花钱。他从没指责过我拐走他的女朋友，只是那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而已。这家伙对我忠诚，付出真正的友情，天知道这是为什么。
　　那天早晨我在米尔城找到他时，他正处于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常有的消沉黑暗期。他整天闲逛，等着有只船来。为了谋生他在在大峡谷那边的棚屋区当特卫。他的女友丽•安嘴很凶，每天都要骂他。他们一分一分存上一星期钱，周六出去玩三个小时就花掉五十美元。雷米在棚屋里总穿着短裤，头上戴顶神经兮兮的军帽。 丽•安把头发用别针盘起。他们这样打扮着吵了整整一周。我从出生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多怒骂。但是到了星期六晚上，他们又温情地彼此微笑，像对成功的好莱坞电影人物一样进城去。
　　雷米醒了，看见我从窗户进来。他那非凡的世界上最洪亮的笑声轰进我的耳朵。“啊哈哈哈哈，帕拉迪斯，他爬窗户进来了，他遵循指示，做得正确。你去哪儿了？你晚到了两个星期！”他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又在丽•安的肋骨上打了一下，靠着墙又笑又嚷。他使劲拍桌子，整个米尔城都能听到，还有他长长的洪亮的“啊哈哈哈哈”回荡在峡谷间。“帕拉迪斯！”他高喊道，“唯一不能缺少的帕拉迪斯！”
　　我刚路过索萨利托的一个渔村，于是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
　　“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雷米扯着最大的嗓门喊着。“啊哈哈哈哈！”他捶打他自己，倒在床上，差点滚到地上。“你听见帕拉迪斯说什么了吗？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啊哈哈哈哈！喔！哇！嘿！”他大笑着，脸红得像甜菜。“哦，你杀了我吧，帕拉迪斯，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人，你来了，你终于来了，他从窗子爬进来，丽•安，你看他，他遵循指示爬窗户进来。啊哈！喔！”
　　不可思议的事情是，雷米隔壁住着一个叫斯诺先生的黑人，我以圣经发誓，他的笑声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每当他老婆晚餐时随便说点什么时，这位斯诺先生的笑声在饭桌边就开始了。他站起来，显然憋着的，靠着墙，望着天，然后开始。他摇摇摆摆地走出门，靠在邻居墙上。他像是喝醉了，在米尔城里的阴暗处转悠着，提起嗓门对一定怂恿他的魔王发出凯旋般的喊叫。不知道他用完晚餐没有。不知道是不是，但有可能雷米是被这位不可思议的斯诺先生激发的。虽然他为生计发愁，又摊上个嘴巴犀利的女人，至少他学会了笑，笑得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开心，我知道我们在旧金山会有些什么乐子了。
　　安排是这样的，雷米和丽•安睡一张横跨房间的床，我睡在靠窗的一个小帆布床上。我不能碰丽•安，我一来雷米就对此向我宣布：“我不希望你们背着我乱来。你别用新调调教育老艺术家。这句话是我发明的。 ”我看了丽•安一眼，她的确是个迷人的尤物，蜜色的造物，可眼里却是对我和雷米的恨意。她的志向是嫁个有钱人。丽•安来自俄勒冈的一个小城镇。她后悔当初与雷米相好。某个周末，雷米摆阔为她花了几百美元，这让她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富家子弟。而事实却是困在这简陋的屋子里，但由于她什么都没有，她不得不在这儿呆着。她在旧金山有个工作，不得不每天在交叉路口挤灰狗公共汽车去上班。因为这事，她永远不会原谅雷米。

10

那晚我联系到卡罗，令我惊讶的是，他告诉我他和狄安曾去过森特勒斯城。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哦，我们在酒吧玩，后来狄安偷了辆车，我们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开下山。”

“我都没有见到你们。”

“我们也不知道你在。”

“伙计，我要去旧金山了。”

“狄安今晚给你安排了姑娘丽塔。”

“那么，我推迟几天走。”我没钱了。我给姑妈寄了封航空信，跟她要五十美元，还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跟她要钱，之后一旦我有钱就还给她。

接着我去找丽塔·贝滕科特，带她回公寓。我们在漆黑的前厅聊了很久后，我才把她带进卧室。她是个漂亮的小女孩，简单、率真，对性十分恐惧。我告诉他那是很美的事儿。我想证明给她看，她愿意让我去证明。可我太没耐心，什么都没有证明。她在黑暗中叹着气。“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我问她，我以前总这样问女孩子。

“我不知道，”她说，“在餐桌旁做服务，能一直干下去。”她打了个哈欠。我把手放在她嘴上叫她不要打哈欠。我试着让她知道我对生活和我们能一起做的事情有着怎样的热情。 我一边说，一边打算两天后离开丹佛。她疲惫地转过身。我们俩仰卧，望着天花板，心想着上帝在搞什么啊，把生活弄得这么痛苦。我们含糊地计划去旧金山碰头。

我步行送她回家时，我能感觉到我在丹佛的日子快到头了。返回的路上，我跟一群流浪汉一起在一个老教堂外的草地上舒展开身体，他们的谈话让我想回到路上。他们时不时地起来向路人索要一个子儿。他们说着往北找收割的活儿干。这里温暖柔软。我想再去找丽塔，告诉她许多许多事，这次要和她真正地做爱，平息她对男人的恐惧。美国的男孩女孩在一起时总有这样不愉快，世故要求他们不需要适当的初步交谈就立即进入性爱之中。没有求爱的谈话——非常直接地说出内心的想法，因为生命神圣，时光宝贵。我听见丹佛和里奥格兰德的机车咆哮着奔向山脉。我想追逐我的星星，它在更远的地方。

午夜的时候，梅杰和我悲伤地坐着聊天。“你读过《非洲青山》吗？那是海明威最好的一本。”我们祝彼此好运。我们会在旧金山碰头。我看见罗林斯在街上一棵幽暗的树下。“再见，罗依，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我去找狄安和卡罗——到处都找不到他们。蒂姆·格雷把手举到空中说：“你要走了，唷。”我们叫对方唷。“是的。”我说。接下来的几天，我在丹佛到处溜达。拉里马大街上的每个流浪汉在我看来都可能是狄安的父亲。这位铁匠，人们叫他老狄安·莫里亚蒂。我走进温莎旅馆，他们父子曾在那里住过，一天晚上，狄安被同房间轮椅上的无腿男人吓醒，男人坐着可怕的轮椅轰隆滚过地板，过来触摸小狄安。我看见在科蒂斯街和第15大街拐角处卖报的短腿侏儒女人。我在科蒂斯大街黯淡的低俗酒吧周围转悠；穿牛仔裤和红T恤的年轻人；花生壳，电影院的透光看板，射击场。明亮大街之外是黑暗，黑暗之外是西部。我得走了。

黎明，我找到卡罗。我读了他的庞大日志的一部分，在那儿睡了。早晨，下着毛毛雨，天色阴沉，身高六英尺的埃德·邓克尔和英俊的罗依·约翰逊来了，还有汤姆·斯拉克，畸形脚的弹子房杀手。他们围坐，带着不安的笑容听卡罗·马克斯朗读他那启示录般的疯狂诗歌。我懒散地坐在椅子上，听完了。“噢，你们这些丹佛的鸟们！”卡罗大喊着。我们相继出门，走在一条典型的小圆石路面的丹佛小巷里，两旁的火化炉缓缓飘出烟雾。“我从前常在这条巷子滚铁环。”查德·金跟我说过。我真想看他滚铁环。我想看看十年前的丹佛，那时他们都还是孩子，落基山脉春天的早晨，樱花盛开，阳光明媚，他们在充满希望的欢乐小巷里滚着铁环——我们一群人。而狄安，衣衫褴褛，专注于他自己的狂热中，独自游荡。

罗依·约翰逊和我走在细雨中。我去埃迪的女朋友那里拿回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的谢尔顿给他的那件的花格子羊毛衬衫。衬衫已经包好放在那里，一件衬衣所有的巨大的悲哀。罗依·约翰逊说他会在旧金山和我碰头。大家都要去旧金山。我到邮局发现钱已经汇到了。太阳出来了，蒂姆·格雷陪我坐电车去汽车站。我买了张去旧金山的车票，花掉了五十元的一半，下午两点上了车。蒂姆·格雷挥手告别。车子开出充满故事和渴望的丹佛街道。“上帝为证，我要再回来看看还会发生什么！”我许诺着。狄安最后一分种打来电话说，他和卡罗也许会在海岸和我汇合。我寻思着，才意识到这段时间和狄安的单独交谈不超过五分钟。

9

我晚上忙于上山的旅行，有五天没有见到狄安和卡罗了。芭比·罗林斯周末可以用她老板的车。我们带上套装，把它们挂在车窗上，向森特勒斯城出发。罗依·罗林斯开车，蒂姆·格雷懒洋洋地躺在后面，芭比坐前面。这是我第一次目睹落基山里的景色。森特勒斯城是个老矿区，曾被称为“世界上最富饶的一平方英里”。一些在山上闲荡的贪婪鬼在这儿发现了货真价实的银岩矿层。他们一夜暴富，在他们旧棚屋之间、陡峭的山坡上，他们修建了漂亮的小歌剧院。丽达·拉塞尔去过那儿，还有些欧洲来的歌剧明星。森特勒斯城成了废墟，直到有干劲十足的新西部商会决定复兴矿区。他们翻新了歌剧院，每个夏季都有大都市的明星们来演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像过大假。各地的游客纷纷到此，甚至还有好莱坞明星。我们的车往山上开去，发现狭窄的街道挤满了自以为时髦的游客。我想着梅杰笔下的山姆，梅杰是对的。梅杰也在那里，对每个人都以大大的笑容回应，对一切都由衷地哼哼哈哈。“萨尔，”他喊着，一边抓住我的胳膊，“你看这个老城，想想一百年前它是什么样子——管它多少年，或者八十年、六十年前。那时就有歌剧！”

“是啊，”我模仿着他笔下的一个人物，“可现在就在眼前。”

“杂种！”他骂着，却走开自己玩去了，搂着贝蒂·格雷。

芭比·罗林斯是个有胆量的金发女孩。她知道城边上有一个老矿工的房子，我们这几个小伙子可以周末去住。我们要做的是把它打扫干净。我们还能在那里开大派对。这是个里面覆盖着一英寸厚的灰尘的简陋的旧房子，后面有走廊和一口井。蒂姆·格雷和罗依·罗林斯挽起袖子打扫起来，这项大工程花了他们整个下午和一些晚上的时间，但他们有一桶啤酒喝，所以还不赖。

我打算下午去歌剧院当来宾，陪伴着芭比在我怀里。我穿着蒂姆的套装。我几天前来丹佛的时候还像个流浪汉，现在这么快就被个套装给毁了，怀里搂着一个衣着时髦的金发美女，对上流人士鞠躬，跟他们在大厅的枝形吊灯下聊着天。要是密西西比基恩此时看到我，不知道他会说什么。

那晚上演的歌剧是《菲岱里奥》。“多么阴暗！”男中音哭喊着，从呻吟着的石头下面的地牢里出来。这让我哭了。我眼中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太入迷了以至于有段时间完全忘记了我疯狂的生活，迷失在贝多芬无限悲怆的音乐和他浓郁的伦勃朗（1609-1669，荷兰画家）色调的经历中。

“嘿，萨尔，你觉得今年的作品怎么样？”走在外面的街上，丹佛的D·多尔兴致勃勃地问我。他跟歌剧协会有联系。

“多么阴暗，多么阴暗，”我说，“绝对很棒！”

“你得去拜访一下那些演员们。”多尔一本正经地说，不过幸好后来有很多别的事找上他，他把这事儿给忘了，消失不见了。

芭比和我回到矿工的房子。我脱下衣服和伙计们一起打扫。这工程可真够大的。罗兰·梅杰坐在已经打扫干净的前屋中间，不来帮忙。他前面的小桌上放着他的啤酒瓶和玻璃杯。我们提着一桶桶水，拿着扫帚忙得团团转时，他开始回忆了，“啊，要是你们能够和我一道去喝沁扎诺苦艾酒，听班德尔的音乐家的音乐，那你们才是在生活。然后夏天可以去诺曼底，木底鞋，陈年好酒苹果白兰地。来吧，山姆，”他跟他那无形的伙伴说话。“钓鱼的时候，把酒从水里取出来，看看是否够冰。”十足的海明威。

我们朝街上路过的姑娘们喊道：“快来帮我们打扫这里。邀请各位来参加我们今晚的派对！”她们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有了一支庞大的劳动队伍。后来，歌剧团的歌手们，大多是小伙子，也过来努力干起活儿来。太阳下山了。

白天的工作结束，蒂姆、罗林斯和我决定为这个非凡之夜打扮一下。我们穿过城镇来到歌剧演员们住的公寓。在夜色中我们听见夜晚的演出已经开始。“正好，”罗林斯说，“用这里的剃须刀、毛巾，咱们修整修整。”我们还拿了梳子、古龙香水、剃须液，装得满满地走进浴室，边洗澡边唱歌。“是不是很棒？”蒂姆·格雷不停地说，“用‘歌剧明星’的浴室、毛巾、剃须水和电动剃须刀。”

这个夜晚棒极了。森特勒斯城有两英里高。在这样的海拔，你先是喝醉，然后你累了，你的灵魂狂热。我们沿着狭窄漆黑的街道，向歌剧院周围的灯光走去。然后往右急转，撞进有旋转门的老酒吧里。大部分游客都去听歌剧了。我们从几杯超大杯的啤酒开始。有架自动钢琴。后门之外是月光下的山脉。我发出一声大叫。夜晚上演了。

我们匆匆赶回矿工的房子。非凡派对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女孩们，芭比和贝蒂用豆子和法兰克诺香肠做了快餐。我们跳舞，开始畅饮啤酒。歌剧结束，大群大群的年轻姑娘涌进来。罗林斯、蒂姆和我舔了舔嘴唇，抓住她们和她们跳舞。没有音乐，只是跳舞。这里被挤满了。大家开始带酒来。我们飞快跑去酒吧又飞快回来。这个晚上越来越疯狂。我真希望狄安和卡罗都在——然后我又意识到他们不能融入这里，不会开心。他们就像歌剧里那个与地牢石头和阴暗为伴的人，正从地下走出来，他们是美国颓废的嬉皮，是新生的垮掉的一代，我正慢慢加入他们。

歌舞剧院那帮小伙子来了。他们开始唱《甜蜜的阿德琳》，也唱“把啤酒递给我”“你把脸伸出去干嘛”这样的词，还用拖长的超级男中音大吼着“菲——岱——里奥！”“啊，多么阴暗！”我唱道。姑娘们都激动了。她们来到后院与我们热吻。别的房间有床，没打扫的很多灰的那些房间，我让一个姑娘坐在床上，和她说话，突然涌进许多从歌剧院来的引座员，他们一来就抓住姑娘亲吻她们，没有一点应该的前奏。全是些青少年，喝得烂醉，衣着凌乱，兴致高昂——把我们的聚会搞砸了。不到五分钟，姑娘们都走光了，不得不进行类似兄弟联谊会的派对，充满了啤酒瓶的巨响和咆哮。

雷依、蒂姆和我决定去酒吧。梅杰走了，芭比和贝蒂也走了。我们踉踉跄跄走进夜色。歌剧院那群观众把酒吧从吧台到墙都挤满了。梅杰高声喊叫。那位丹佛来的热心的戴着眼镜的D·多尔跟每个人握手，说着：“下午好，还好吗？”午夜的时候他也说“下午好，还好吗？”某一刻，我见他和一个权贵一起离开。后来他又跟一位中年妇女一起回来；下一刻他又在街上跟两个年轻的引座员说话；再下一刻又来跟我握手，都没认出我是谁，一边说着：“新年快乐，小伙子！”。他没有喝醉酒，只是沉醉在他喜欢的事情——在人群中周旋。每个人都认得他。“新年快乐！”他说着，有时又说“圣诞快乐！”他总这样说。圣诞节的时候他又说万圣节快乐。

酒吧里还有一位深受众人尊敬的男高音。丹佛的多尔坚持要让我去见他但我总想回避。他的名字叫做丹·纽济科什么的，他带着老婆，他们沉闷地坐在桌子旁。酒吧里还有个大概从阿根廷来的游客。罗林斯为了有点空间推了他一下，他便转过身来骂骂嚷嚷。罗林斯把他的杯子递给我，一拳把他打倒在铜栏杆上。那人一下就爬不起来了。有人尖叫。蒂姆和我迅速把罗林斯拉走。当时太混乱了，治安官甚至无法穿过人群找到受害者。没人能指认罗林斯。我们去了别的酒吧。梅杰在漆黑的街道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到底怎么回事？打架啊？尽管叫上我。”巨大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想知道山神在想些什么，抬头看见月光里的短叶松，还看见老矿工的鬼魂，惊讶极了。分水岭整个东部背光的一面这晚只有寂静和风的私语，除了山谷里我们的吼叫；分水岭的另外一面是西部大斜坡，广阔的高原通向斯廷姆波特斯普林（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然后下降，一直延伸到西科罗拉多沙漠和犹他沙漠。现在完全在黑暗中了，我们被隐蔽在山里，发泄着、嚎叫着，美国疯狂的醉鬼们在这片壮阔的土地上。我们在美国的屋顶上，我们能做的只有喊叫，我想——穿过夜色，往东越过平原，在某处或许有个白发老人正带着圣书向我们走来，他可能在任何时候到达并让我们沉默。

罗林斯坚持要回他打架的那家酒吧。蒂姆和我不想但还是跟他一起。他走到男高音歌手丹·纽济科面前，拿一杯冰威士忌泼在他脸上。我们把他拖了出去。歌舞团的一个男中音来跟我们一道去了森特勒斯城一家秩序井然的酒吧。在这里雷依把女招待叫做婊子。一群闷闷不乐的人并排坐在吧台，他们讨厌游客。其中一个说：“你们这些家伙最好在我数到十之前离开。”我们真的离开了，蹒跚着回到小屋睡觉。

我早晨醒来翻身时，一大蓬灰尘从床垫上扬起。我猛推窗户，钉死了。蒂姆·格雷也在这张床上。我们又是咳嗽又打喷嚏。早餐是走了气的啤酒。芭比从旅馆回来，我们收拾好东西离开了。

一切都像是完蛋了。我们出门去坐车的时候，芭比滑了一跤，摔在脸上。可怜的姑娘过度劳累了。她哥哥、蒂姆和我把她扶起来。我们上了车。梅杰和贝蒂和我们一起走。回丹佛的忧伤行程开始了。

    我们突然到了山下，俯瞰像大海一样平坦的丹佛，热浪袭来，像是来自烤炉。我们开始唱歌。我渴望着去旧金山。